考证：

1.“三.三一”惨案

民国16年（1927）3月24日，南京市民集会庆祝北伐军占领南京，美、英帝国主义者借口保护侨民，调集军舰炮击南京城，打死打伤2000余人。消息传到重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发起，联络重庆市工、农、商、学、妇等协会，于3月31日在打枪坝召开反英示威大会，抗议美英暴行。3月29日，刘湘召集其主要将领和亲信密商、策划镇压行动。负责会场行动的刘部师长王陵基、蓝文彬也召集参与行动人员，具体安排屠杀计划。3月31日，“重庆各界反对英帝炮击南京市民大会”在打枪坝隆重召开，党团地委主要负责人和各界群众约2万余人参加。11时，会议刚开始，预伏的军警特务即从会场内外开枪，或挥刀抡棒，进行血腥镇压。会场内血肉横飞，尸体遍地。大会主席团主席漆南薰、左派将领陈达三惨遭杀害。大屠杀持续到下午2点，据红十字会收尸统计，当场因枪杀、刀劈、棒击、践踏、跳墙致死者137人，受伤者上千人。同时，军阀、团阀又组织流氓暴徒，捣毁公开的左派机关、团体、学校，并在全市张贴布告，声称这次惨案系“工学冲突”所致。4月1日，侥幸脱险的地委组织委员冉钧外出工作时，遭军阀便衣队暗杀。地委书记杨闇公脱险后召集会议，布置善后，指定任白戈、廖正圣为临时党团负责人。4月4日，杨闇公被捕，6日，被敌人割舌、剜目、断手，身中3枪壮烈牺牲于浮图关。

2.成都下莲池刑场

①人命关天，脑壳一砍下就镶不拢，所以秦汉以后中国稳定的朝代都有“付奏”制度：死刑必须向中央上报。《唐律》开始规定女犯怀孕不得执行死刑。

历史上的死刑并非仅是“砍脑壳”。清朝有本《历代刑法考》，统计出秦朝以前就有30多种残酷死刑，如把犯人剁成肉酱的“醢”、把犯人做成肉干的“脯”及火刑、炮烙等花样……到三国魏晋后，五花八门的死刑基本规范为“绞刑”和“斩刑”两种。但此后历代皇帝为提高死刑的“震慑性”，北宋在“绞”“斩”两刑外又增加“凌迟”（就是“千刀万剐”），此外还有“腰斩”。清朝雍正时主考官俞鸿图江南考场作弊，雍正皇帝龙颜大怒，派人在无锡将俞鸿图腰斩正法。俞鸿图被腰斩两段没立即死，在血泊中乱滚，还用指头蘸血在地上连写了七个“惨”字……雍正皇帝闻报，也恻然不忍，下令自此废除腰斩酷刑。

②明朝以前成都的刑场在何处？翻遍史书无记录，想来也应在闹市。“大西皇帝”张献忠在成都的一处刑场史书上却有明确记载：他曾杀过上万来应试的读书人，尸积如山：刑场就是成都青羊宫内空坝子。清朝时成都的刑场又在何处？有一本少为人知的前清官吏周询所写的《芙蓉话旧录》，其中有简单记载。

周询说，至光绪末年，一般都是在农历霜降后“秋决”行刑。最初刑场在东较场，后因附近居民渐密，到清朝中叶后，改在北较场。光绪末年编练新军，在北较场修建武备学堂，将刑场改在北门外砖棚子前一空坝内。“凌迟”人犯，成都俗称“剐人”，则历来都在北门外荷花池。周询讲：“剐人时，先以刀划人犯之额，再以铁抓扯下额皮一大片，垂至眼际。续以刀划两乳上，各作一斜十字形，始剁其手足，手由腕际，足由膝际剁下。然后戳心剖腹，取出五脏，最终方刎头……其状至为残酷，皆杀父母及谋杀本夫之重罪犯也！”

到1905年，清政府才从法律上废止了凌迟、戮尸、枭首等残酷刑罚，但实际上各地仍有实施。四川军阀杨森1925年修春熙路的时候，对一个谋杀亲夫的女人用了“剐刑”，被中外人士斥责为：“这在20世纪的四川是闻所未闻的。”（见[美]罗伯特A·柯白著《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民国刑场

③民国后，报章野史中有文字记载的成都刑场很有几处。第一处开张的是老皇城内。1911年12月22日（冬月初三），尹昌衡命他手下干将陶泽昆将赵尔丰抓入皇城。在致公堂东廊檐下，陶泽昆拿出雪亮的鬼头大刀，手起刀落砍下“赵屠户”的脑壳……

民国后,行刑的鬼头刀已换成洋枪，“砍脑壳”变成“敲沙罐”，离老南门不远的成都下莲池后来成了重要刑场。下莲池刑场紧靠老城墙,这里杂草丛生，泡桐树、枸树密密麻麻，连白天都阴森可怕。幽幽深夜，附近居民半夜间仿佛会听到哭声呜咽，有时还依稀听见令人心惊肉跳的敲梆声……

其实，这是军阀混战时期，老城墙和下莲池刑场经常乱杀人，冤魂无数，又不及时收尸，给附近老百姓心头造成r的沉重阴影……

④清朝时的提督衙门，辛亥革命后废置，改为“中城公园”，后又改“中山公园”（即今文化宫）。民国时这里也是枪毙人犯的一处刑场。

民国时成都另一处著名刑场，在莲花池。据王天寿先生回忆，民国时期，莲花池西北方向空坝成为刑场。刑场右侧有个地藏庵，住着尼姑。庵内空房和两廊专门停放灵榇，尼姑们以此为主要生活来源。距刑场左面约一华里叫“黄天荡”（即宏济路市场附近），是著名的“官山”，任人乱葬埋棺。在莲花池被“敲沙罐”，有人收尸的多暂停榇于地藏庵；无人收尸的，地方人士便叫俗称“干鸡子”的讨口子拖到“黄天荡”破席裹尸“软埋”……于是常有十多只野狗在“黄天荡”乱窜狂吠，行人白天也须手捏打狗棒结伴而行，独行则非得有武松上景阳岗之勇不可！

⑤20世纪30年代后成都有3个有权杀人的机构。国民党“成都行辕”处决的多为军政人员及政治犯；市警备司令部处决的多是杀人放火等刑事罪犯；川康绥靖公署处决的人犯则较杂。“行辕”处决人犯多在早晨，排场威风，刑场四周军警戒备，看热闹的人被挡在较远处。人犯由十轮卡车载来，不论男女大都穿着整齐，反绑两手背插“标子”，执刑是由宪兵实施。川康绥靖公署和市警司处决人犯，场面差多了，时间不定、拖拖沓沓，多以黄包车代替刑车。犯人五花大绑背插“标子”、上身赤裸（女犯除外）瘫倒在黄包车上，不时乱吼“冤枉啊！”走在“刑车”前的是八个号兵，轮番吹撕心裂肺的“反音号”。“监斩官”是斜背星带、骑在马上的尉级军官。“刑车”前后，都有一批看热闹的人跟着跑……执行时一律枪击头部，有的被打得脑花四溅，所以俗语“敲沙罐”实在是惟妙惟肖。犯人被“敲沙罐”时一般跪着，也有早吓昏伏地的。行刑者用步枪，人犯一般都要挨两三弹，甚至多达5弹才毙命。

⑥莲花池、下莲池等都是“正式”刑场。旧中国法制混乱，有时秘密杀政治犯，有时处处都可当刑场。如1940年3月13日成都南门外黉门街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成都行辕以此为借口，将朱亚凡公开枪决在黉门街抢米现场，将薛庭恩等3人活埋于猛追湾，将郭秉毅等数人杀害于龙泉驿乱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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