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医疗委员会 指出他有生理退化征象，双手呈猴爪状，双腿短小，驱干增长。在列宁格勒一个档案 馆中曾发现尼古拉耶夫的应征附卡。上面写道：“根据医疗委员会 109号令第15条， 免予入伍前的军训和在红军中实际服役。” 他的性格特征渐渐显现出来：心理、行为都不稳定，有时使人讨厌，在小事上老 是纠缠不休，有时脾气暴躁。常常同周围的人发生冲突，为每一件小事而同别人争吵。 那些推销政治读物的义务推销员，照他的说法，因为好长时间没找补他的钱，他就要 同别人干仗，因为他订阅了这种书，交付了订阅费，就是说，既然不履约，就该马上 把零头找补给他。尼古拉耶夫外出时，骑上自行车，将别人撞伤，人民法院责成他向 受害公民赔偿损失，他到处提出上诉，既折磨受害者，又使审判员吃尽苦头。 他什么工作没有干过呢，无论是办事员、钳工助手还是刨工？他到过萨马拉，在 那里当了一年半责任人——乡苏维埃书记。不错，那是彼得格勒最饥饿的一个时代— —是在1919～1920年间。

回到这座家乡城市，他在维堡区干上了办事员，又当过维堡 区团委的事务长，过后又去了卢加，在县团委任同样职务。后来突然又成了“红星” 工厂的钳工助理，又在“红色军械厂”和卡尔·马克思厂干起了刨工。从1932年 5月 到 8月，他担任过州党委指导员，后来，到1933年10月前，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物 价检查处工作人员。1933年夏天，取消了物价检查，尼古拉耶夫又回到州党委——这 次是到了文化宣传处。1933年10月，又从那里进入联共(布)列宁格勒党史研究所。他 最后担任的职务是党史委员会指导员。 1934年4月8日，研究所审查尼古拉耶夫的个人案件。党组织全体大会通过决议， 将其开除出党，因为他“拒绝到区委参加动员党员从事交通工作选拔委员会，对这件 事情采取庸俗态度，对党员领导人故意无端责难”。

开除他出党前 4天，研究所行政 领导宣布了开除他公职的命令。解除他职务的原因完全不是他不胜任，而正如命令中 所说的，是“拒绝党委的差遣”。解除职务的理由，从法律的观点看并不合法，法院 是可以恢复他的工作的，但是……尼古拉耶夫是在党的机关任职，法院对这类机构的 劳动纠纷却不予受理。如果不是这个惹祸的命令，基洛夫或许不会被击穿脑袋，倒在 斯莫尔尼宫的走廊上。 对于开除出党和开除工职的决定，尼古拉耶夫表示反对。他向联共(布)斯莫尔尼 区委提出上诉。纠纷审查委员会考虑到尼古拉耶夫已真诚悔过，没有批准研究所党委 的决定，仅限于公布对他的严重警告，并载入登记卡，记下了这个年轻党员的粗暴、 极端缺乏自制的行为及歇斯底里的表现。恢复他在研究所的工作一事毫无结果。从19 34年4月起，他开始失业。这使他大感窘迫——实际上他已经没有了生活来源。

1934年12月27日公布的起诉书称：“……有一个情况也可以说明被告尼古拉耶夫 在这一时期并无物质上的某些困难：尼古拉耶夫私人占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并且陈 设完备……”保存完好的那一时期的住房登记册表明，这件事并非完全如此。尼古拉 耶夫曾住在森林大街8幢13单元14号。他家共6个成年人，共占用这套公共住宅中的两 个小房间，不难想像他在失去固定收入后的处境。他得不到任何帮助，而他又是家中 惟一的供养者。人是会不得以而陷于绝境的。 起诉书说：“尼古拉耶夫断然地一贯地推托对他作出安排的一切建议，借口是身 体虚弱，需要治疗。”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人们确实给他推荐过工作，但那是工 厂里一般的车工，但他认为自己是被不公正地辞退的，要求恢复到过去的岗位——到 研究所去，或者，至少让他去干同样性质的工作，可以保证过去的收入。在研究所， 他每月工资为250～275卢布，而在他担任“领导”工作之前变换过多次的工厂里，他 的收入为 70～120卢布。

考虑到他有一大家人，只有妻子一人工作，他拒绝到工厂工 作的建议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尼古拉耶夫没有任何工作专长，无论如何也不具备足 够高的专业知识。 有时听说尼古拉耶夫杀害基洛夫是因为争风吃醋。保存下来的许多证据都说明， 尼古拉耶夫很爱他的妻子，常常为她而吃醋。他最初的供认也助长了这种说法。在雅 戈达和阿格拉诺夫到达之前，还是由列宁格勒肃反人员进行调查工作的第一天，他好 像就说过，他进行谋杀乃是报私仇。然而在第二天，那些散布类似猜测的人都受到了 严厉的处罚。 尼古拉耶夫的妻子叫米尔塔·德拉乌列，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女人，出生于拉托维 亚一个雇农家庭，入过团，后来又入了党，曾任联共(布)卢加县委统计股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