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

利昂·费赫特万格尔在解释个人崇拜现象时断言：“俄罗斯人喜欢夸大，他们的话和手势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的是最高级的程度，而且，当他们能宣泄自己汹涌的感情时，他们感到高兴。”但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获得了特别的尊敬。1825年在上秘鲁建立的玻利维亚共和国的名字是对西蒙·玻利瓦尔的尊敬（而且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因为他领导了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通常，革命推翻了传统上受尊敬的君主，伴随着出现的是新的民族英雄——一般是以建立的共和国的总统为代表的。为了纪念革命领袖，在美洲国家里城市、广场和街道取名乔治·华盛顿、贝尔纳多·奥希金斯、何塞·圣—马丁等。他们的肖像印在邮票上、硬币上、纸币上。为纪念他们，高立起他们的雕像、纪念碑。例如，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岩石上刻出了四位美国总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的巨型雕像。政权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后，在大变革时期这个人在社会上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过分赞美他的个性，赋予他超人的品质和美德，建立起整套崇敬他的仪式。在欧洲拿破仑·波拿巴的个人崇拜实际上是复活了古罗马对帝王的神化。在20世纪，中国的孙逸仙、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基马尔、捷克斯洛伐克的马萨里克、波兰的毕苏斯基和其他“民族之父”获得了特别敬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对重建的极右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和阿道夫·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当这些人执掌政权时，对他们的个人崇拜就推广到整个国家——意大利和德国。

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谦逊淳朴的斯大林会容忍对自己的神化？在自己的《莫斯科·1937》一书中，利昂·费赫特万格尔写道：“如此程度的崇拜显然使斯大林感到厌恶，有时候他自己也嘲笑这一点。”费赫特万格尔在与斯大林的交谈中曾说出了“对他个人俗气的和夸大的崇拜的意见”，用他的话说，斯大林“为自己的工人、农民辩解说，他们过分忙于自己的活，因此无法培养自己有高尚的情趣，他还拿数十万尺寸大得出奇的有小胡子的人的肖像——游行时在他眼前晃过的肖像开玩笑……所有这些喧闹他都忍耐着，他声称，这只是因为他

知道，节日的狂热给它的制造者带来了某种幼稚的欢乐，他也知道，对他的这一切并不是对个人，而是对一种潮流的代表。这一潮流确认，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经济比持续不断的革命更为重要”。

显然，斯大林的这种解释是使费赫特万格尔满意的：“不应有任何怀疑，这种失去分寸的崇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真诚的。人们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自己的无限赞美。他们确实认为，他们拥有的一切，他们成为今天这样的人，要归功于斯大林……对斯大林的神化……是与经济建设的成就一起有机地发展的。人民因为有粮肉吃，能受教育，有安定的秩序，建立起能保障这新的富足安康生活的军队而感激斯大林。人民应该有一个他们可以向他表达感谢的人，感谢他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选择的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远离现实的‘共产主义’，而是具体的人——斯大林……因而失去分寸的崇敬并不是对斯大林这个人，而是对经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就的代表。人民说，我们热爱斯大林，这是他们信任经济状况、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直接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