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审判过程中，西方媒体始终怀疑被告遭刑讯逼供或药物控制，布哈林为此专门在法庭上申明，那些所谓刑讯和药物麻醉的说法，纯粹是异想天开的反动猜想。

赫鲁晓夫曾启动过两次对莫斯科审判的重新调查，第一次由莫洛托夫负责，结论是，的确存在普遍的刑讯逼供，但完全推翻审判结论存在相当难度。第二次调查的结论是，全系冤案，莫洛托夫亦有重大罪责，但此时赫鲁晓夫下台，大清洗问题不了了之。

今天的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手段，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譬如布哈林不招供，他20岁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会立即没命；克列斯廷斯基如果不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他的妻子和女儿就会被枪毙。

布哈林的妻儿很幸运。1956年，在孤儿院长大的儿子尤里打听到自己还有个刚出狱的妈妈，千里跋涉到了西伯利亚。在牢中当了20年“人民公敌妻子”的母亲告诉儿子，你的父亲叫布哈林。

加米涅夫认罪后，没能保住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媳的命；图哈切斯基元帅一家更不幸，他的母亲在西伯利亚为图哈切夫斯基夫妇被枪决而痛哭时，还不知道另外两个儿子、三个女婿也遭枪决。老太太和一个女儿、一个外孙女和图哈切斯基的独生女被送进“古拉格”、她们没有一个活下来……

为什么这么多被冤屈的共产党人会配合审判者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罪？毫无疑问，秘密警察很残暴，但要他们在法庭上像排演话剧一样争先要求严惩自己，刑讯并不能完全做到这点。

也许莫洛托夫对季诺维也夫的话是另外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

“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不过，客观上并没有要求您撒任何的谎……”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越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越难抗拒党的要求。当求生已无希望、精神已经崩溃，能全心配合审判，是惟一一次向党忏悔的机会。

莫斯科大审判时，托洛茨基希望苏联政府引渡自己以当庭对质，被理所当然拒绝。但是，他若真的上了法庭，他会与那些向他身上泼污水的已死者一样。

托洛茨基说过：“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