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袁枚日记书函 手抄本袁枚日记第一页

王英志,吉林长春人。现为苏州大学学报编审、副主编,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明清诗学研究,出版有《袁枚全集》、《性灵派研究》、《袁枚评传》二十余部著作。另发表论文百余篇。

袁枚(1716-1798)是清乾嘉时期的著名文人。文学上他主盟乾嘉诗坛,为性灵诗派主将,其倡导的性灵说诗论为清代诗坛带来清新之风,其创作的散文与笔记小说等于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思想上他以孔孟与庄子为基础,承袭晚明启蒙思想之遗风,尊孔而疑孔,入俗而超俗,旧习未尽却思想解放,是封建盛世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杰出的思想学术批评家。袁枚《海州知州何君墓志铭》云:“(何廷模)尝爱余所著《州县心书》,以手抄去。”二是“日记”,或曰“随园纪游册”。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云:“余所到必有日记,因师丹之老而善忘也。”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十记曰:“袁枚随园纪游册,乃其元孙润字泽民所藏。”

随着袁枚的谢世,他的日记也不为人所知。在日记被尘封二百余年之后,我却成了有缘之人。一个意外的机会,我竟然得到了认为已经失传的手抄本袁枚日记。兹将其经过简述于下。

2006年10月,我偶然结识了与我同在苏州的袁建中女士。根据建中女士陈述,再核之以《慈溪竹江袁氏宗谱》,确认其为袁枚嫡子袁迟一支,第三代袁祜,第四代袁铣,第五代袁润,第六代袁士荃,第七代袁慰祖,第八代袁建扬。建中女士父袁慰祖老人已故,兄袁建扬先生现侨居加拿大,还有一妹在上海。关于袁枚的文物,袁家在“文革”以前曾存有一幅大型袁枚画像,周边有历代名人题字,惜“文革”中丢失。另外还家藏一部袁枚日记,就是笔者梦寐以求的随园纪游册。日记是袁枚子孙在随园废墟(随园毁于咸丰三年癸丑即公元1853年太平军战火)中抢救出来的,已装裱成册。文字大半是袁枚口述书童抄录的,但经袁枚亲自修改。现原件在加拿大建扬先生处。2007年建扬先生不辞麻烦把全套日记摄成照片,赠与笔者。至此笔者渴求多年的袁枚日记终于得见。建扬先生于信中说:“袁枚这本晚年游记经历了太平天国的烟火,逃避了日本人的炸弹,躲开了红卫兵的视线,抗过了二百多季江南黄梅天的潮湿及蛀虫的侵犯,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归宿。也许,这正是她生命的新开端!”若干言语将日记经历的多舛命运勾勒而出,怎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此部日记藏于一灰色有小方块图案的布质书函中,长约32厘米,宽约29厘米,高约5厘米。正文凡83页,不分卷,内容完整,约35000余字,惟少量草书文字待确认。正文前有后人题诗题词4篇。其一为晚清文坛大家俞樾题诗,前有小序云:“随园纪游册,乃其元孙润、字泽民所藏,介沈旭初观察来乞题。展卷第一册即云‘二月初七日’,不书某年,其下又云《乙卯年往如皋笔记》,然则此册所记,乃乾隆五十九年及六十年两年事。检《万历书》: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是年二月小,三月小;六十年乙卯,是年闰三月。皆与所记符。先生甲寅岁七十九,乙卯岁八十。世俗祝寿必于逢九逢十之年。先生两年出游,皆为避寿计。其中载一诗云:‘到处探奇逢地主,避人作寿走天涯。’是其证。游到之处,寻山问水,访美论诗,想见先生年高而兴不浅也。”将日记写作年代、缘起、内容作了简明交代,其《春在堂随笔》卷十对日记的评论,就是小序的扩展。序后题绝句5首,时俞樾年七十。其二为武进费念慈题绝句4首。其三为袁润题词:“先高祖不以书名,然海内推崇,竟与诗文并重。博古家得片纸只字,莫不什袭珍藏,奉为至宝。咸丰癸丑,园毁于寇,家藏手泽,概付劫灰。偶于旧笥中检得此卷,虽行间字迹,亲笔无多,而兵燹之余,幸留遗翰,谓非神灵呵护,何以克存?抚今追昔,感慨系之。兹谨潢治成册,俾子孙世受遗泽,长留有厚望焉。光绪辛卯孟秋元孙润敬志”交代了日记劫后余存的经过,以及“亲笔无多”的情况。其四为宜兴蒋萼题诗四首。所题诗文皆作于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

日记分甲寅与乙卯两部分。前部分30页,一人所抄,行书体,间有袁枚行楷亲笔修改的小字;后部分53页,除了有草书、楷书、行书等4人笔迹外,更有袁枚亲笔抄写的日记20余页,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弥足珍贵。袁枚书法,行、楷俱佳,颇有特色。清张问陶《关陇舆中偶忆篇》曰:“随园老人不以书名,而船山太史盛称其书,以为雅淡如幽花,秀逸如美士。一点著纸,便有风趣,奇妙在神骨间,曾为太史写诗一册。”包世臣《艺舟双辑》云其“行书逸品上”。

日记前部分始于“二月初七日”,但未署年份,实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记“午刻同(刘)霞裳下船”,从南京出发,写至五月二十四日,返回南京,凡一百一十余日。后部分先记“乙卯年(乾隆六十年,1795)往如皋笔记”,二月初一日从南京出发,记至二十九日抵仪征而止。后记“闰二月往杭笔记”,初八日从南京出发,至五月二十七日返回,凡一百一十余日。日记记载虽多为生活琐事,但丰富多彩,生动真切。因为是日记,而且未必打算刊印,因此保持了原生态,无讳饰,不做作,极其真实,颇多为袁枚其他著作所不便提及的细节,是具体了解袁枚晚年的生活状态与心态,掌握袁枚人生与思想的珍贵资料,也是了解乾隆盛世后期社会生活与习俗的鲜活教材。但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十评价其“论及学问者,止有两条……此外,无非记与友朋往返,及寻山问水、访美论诗而已”,似对其价值缺乏认识。

日记涉及文学、交游、应酬、饮食、娱乐、女色、奇闻等方面内容。首先颇富文学价值,许多内容具有诗话性质,可视为其名著《随园诗话》的补充,如采录数十首诗词,间有论诗、评诗之语,记录自己《小仓山房诗集》未收的诗作;记载与性灵派诗人赵云松及女弟子席佩兰、廖织云、张玉珍、金纤纤、骆佩香等的聚会,新收张柯斋与鲍芷香夫妇等为弟子;此外还反映了为笔记小说《子不语》续编搜集材料的情况。其次反映了袁枚广泛的交游,无论方伯、太守、盐运使、制军、抚台、县令,还是士绅、秀才、淑女,甚至妓女、僧人、道士、优伶、奴仆,三教九流,皆乐与其有交往,可见袁枚广大教化之风,“山中宰相”之概。袁枚每到一处,必有旧雨新朋设宴款待,作为写过《随园食单》的美食家,袁枚于可口菜肴、点心必详细记载,似欲增补其食单,从中也可见江南烹饪技术之精巧,盛世江浙地区的富庶。而日记记录官僚、朋友所送“贺仪”、礼品之多、之贵重,几乎类似礼单,可见当时社会人情来往的奢靡风气。袁枚年近八十,连续两年出游,一路马不停蹄,可见其晚年老当益壮。日记写其一路喜下围棋,是其他著作所未提及的爱好,因棋艺不高,为胜棋而与弟子刘霞裳偷奸耍滑,可见其顽童一面;日记一再对标致女子赞不绝口,又表明风流好色之习。通过日记,袁枚的形象栩栩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