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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先生回忆他当年在清华的学生生活时，也说到过这样一件事：“1930年我考进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我上面说的那篇论文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清华大学论文集第一期上，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惊讶，十分感激。吴教授对他学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样认真，竟亲自翻译并送去发表。它又是一股无形的动力，激励着我在柏林大学认真做研究。”
王淦昌提到的教授，便是当时清华物理系的吴有训先生。
教授学生都犯上
“五四”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当年的“五四”人物，虽然最终的结局不同，但作为个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充实的。“五四”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事件，对那一代人来说，她是一个精神事件，因为从此以后，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是有“五四”情结的，因为这个运动影响他们太深了。闻一多就曾说过：“《中国之命运》（蒋介石著）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那时傅斯年还在北大读书，他们想办一个刊物，就去和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陈独秀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新潮》就这样办起来了。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上，傅斯年就写文章批评了当时北大文科的教授马叙伦。
当时北京大学出版部刚出版了马叙伦的《庄子札记》，傅斯年在他的文章一开始就说：“泛览一周，始觉失望。”然后一一辩驳，毫不留情，在文章的最后说：“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者，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并指出马叙伦抄袭了胡适的观点。
傅斯年说：“胡先生此讲义印于去冬，马先生《庄子札记》刊于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云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
紧接这篇文章之后，还是傅斯年，又做了一篇批评文字，这回是批评蒋维乔译的一本书《伦理学讲义》。
傅斯年说蒋维乔译的这本书：“是部无感觉无意义无理性的书。”“我写到这里，忽然觉得错了。他本是自日本陈书里翻译来的，我为何安在他身上！不仍旧是拿‘著作者’待他吗？”
当年《新潮》社出了那么多人物，与那样的时代精神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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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谢泳
编辑：
唐毓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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