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志学
　　
以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并以失败而告终的俄罗斯“休克疗法”改革已过去10年了，在汲取俄罗斯教训的同时会使我们的头脑更加清醒。

一、私有化导致两极分化

独立后的俄罗斯经济脱胎于长达70余年历史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土壤之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几乎完全排斥了市场经济因素。单一的财产公有制（1990年在所有制结构中，国有制比重占92%，工业中的国有制比重高达99%）；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高度垄断；扭曲了的商品货币关系下的僵化的政府价格体制（1950年一个面包卖12戈比，到1990年仍为12戈比）；长期以来执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而漠视轻工业、农业发展的经济战略，从而造成轻工业品，特别是日用消费品的长期短缺；重积累、轻消费的低工资制所导致的市场购买力的萎缩；国家承包的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封闭与半封闭状态等等。这一切就是苏联刚刚解体时的俄罗斯联邦的国情。

然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创始的“休克疗法”是以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为蓝本的，其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主张经济自由放任，政府尽可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将经济决策留给市场供求机制去完成。在货币、财政政策方面，强调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来管理经济，主张财政紧缩，以此来治理通货膨胀，达到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宏观经济平衡的目的。“休克疗法”的具体内容被萨克斯概括为“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自由化指经济自由化，包括价格自由化、经济联系自由化、对外贸易自由化；私有化指国有企业私有化；稳定化指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实现财政与货币的稳定。
　　很显然，“休克疗法”与当时俄罗斯的国情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以叶利钦总统兼任总理，盖达尔为副总理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全然不顾俄罗斯的国情，聘请杰弗里·萨克斯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政府高级顾问，全面照抄照搬“休克疗法”，并将其作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纲领。自1992年1月1日起，全面推行与实施。

“休克疗法”的改革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在长期的指令性价格及商品极度匮乏的形势下骤然放开价格的闸门，导致了商品价格的飞涨，奔腾式的通货膨胀汹涌而至。在价格自由化实施的第一年，即1992年，全年的通胀率高达2510%。老百姓存款贬值所受到的损失超过5000亿卢布。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倒退了20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居民的购买力极其有限、没有任何原始资本积累的背景下，强力推行私有化，结果是总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 500家国有大型企业仅以实际价格的3%被转归私有，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从前的政府、企业官员们利用私有化的天赐良机大发横财，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却变得一贫如洗。急速的贫富分化致使社会秩序遭到极度破坏，普通民众丧失了改革的信心；在国家工业，尤其是民用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的情况下，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增加企业税收，压缩财政开支。后果之一是，严重地打击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沉重的税负“遏制了生产，特别是遏制了新的创建中的私人企业。在这样的税负下，企业家的努力不是用在发展生产上，而是用于逃避这些义务，迅速致富，以便日后能不再工作。”直接导致了社会生产更大幅度滑坡。“1990～1995年，俄罗斯经济下降幅度达38%。工业生产下降了50%，其中机器制造业下降65%～80%，高新技术产品下降90%，日用消费品下降55%，70%的食品需要进口。”这对于本来就处于短缺经济下的俄罗斯来说，无疑是自掘坟墓。与此同时，由于生产下滑，国家财政收人的主要源泉——税基不可避免地萎缩。本想通过增加税收来减少财政赤字、增加财政收人的所谓“稳定化”目标不但未能实现，反而造成了对社会经济的更大破坏。后果之二是，大幅度减少国家财政支出，首先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出现支付危机，形成庞大的三角债务。企业拖欠供货单位货款和预算缴款，1992年年初为390亿卢布，到6月底便增加到3.1万亿卢布。俄罗斯政府被迫于下半年放松银根。其次导致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投资急剧减少。就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而言，1992年比上一年下降了45%。而主要由政府扶持的科技文化教育事业所面临的处境更加凄惨。由于缺少资金的支持，加之生活的日益贫困化，“估价为1万亿美元的俄罗斯科技潜力渐渐消失，有17万科技人员暂时或永远地出国了，其中有在自己的知识领域中的世界级人物。据国际统计，俄罗斯的‘人才流失’相当于500亿美元的损失”。这无疑是一场民族大劫难。此外，在工业技术水平低、产品成本高、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推行外贸自由化，结果是外国商品占领了俄罗斯市场，尤其是消费品市场，民族工业受到严重冲击，国民经济沦为“出口能源和基本材料换回食品和消费品”的低级循环。同时，在外汇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放开外汇市场，导致卢布对内对外的双重危机。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休克疗法”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完全背离了俄罗斯的国情，失败是必然的。这是俄罗斯民主派改革家们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所犯的最本质的错误。曾在莫斯科度过近20年记者生涯的意大利人朱利叶托·基耶萨对此评论道；“是因为俄罗斯民主派改革家们不顾俄罗斯自己的传统与特点，丢掉了俄罗斯精神，照抄照搬西方也有争议的新自由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的东西，结果使俄罗斯陷入了今天这样的灾难性的境地”。

由于改革的失败，俄罗斯副总理盖达尔不得不于1994年1月16日被迫辞职。叶利钦也被迫在1994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宣布放弃“休克疗法”的改革，并在1996年大选时承认“过去在改革中试图抄袭西方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

二、“休克疗法”是以突击的速度进入资本主义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而“休克疗法”的本质特征却是急于求成，力图一步到位，采取激进的方式快速转变为市场经济。如同萨克斯本人所解说的，所谓“休克疗法”“就像是剪去狗尾巴，与其一段一段地剪，不如一下子剪干净”。叶利钦说：“像彼得大帝时期命令种马铃薯那样，强制地、坚定地放开价格，也就是实施市场经济。”人称“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更加直言不讳地声称：“以突击的速度建设正常的资本主义。”很显然，“休克疗法”不但背离了俄罗斯的国情，同时也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连续性、渐进性及突变的条件性的一般规律。
　　在“休克疗法”实施后，俄罗斯的一些专家学者及部分政治家对这种激进式的改革是有所警觉的。他们呼吁政府以理性务实的态度，通过稳妥的、渐进式的改革途径进入市场经济体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巴尔金早在1990年1月召开的“全苏改革问题科学实践研讨会”上就针对“休克疗法”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用经济数学模型检验“休克疗法”证明它是有害的，主张保留国家对物价、收入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的监督，采取适度的改革方式向市场经济关系过渡。另一位俄罗斯著名的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称叶利钦是鲁莽的改革勇士的博戈莫洛夫认为，“引入广泛的市场自由是可能的，但首先应该只在选定的、见效快的经济领域实行，而不需一下子改变所有的东西”。“休克疗法”实施后，激进改革的巨大破坏性很快暴露出来。对此，博戈莫洛夫告诫政府，“应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停止提出不现实的任务，走渐进的更为公平的道路”。

除知识界提出批评和警告外，政府内部和社会政党团体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抨击“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方式。如最先公正指责“休克”的副总统鲁茨科伊在1992年4月召开的第六次人代会上蔑称那些主张激进改革的年轻阁员们是脱离现实、只懂书本的“穿粉红色小裤子的孩子书生”。猛烈抨击政府现行改革政策，主张放弃“休克疗法”，走渐进、稳妥的改革之路。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议员们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和总统的“休克”改革方案，主张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所有制多元化和国家积极参与经济调节。曾任俄罗斯政府副总理、“亚博卢”集团的创建者亚夫林斯基作为叶利钦政权坚定的“民主反对派”，曾是一位激进的改革者，但在他所制定的“500天计划”夭折后，也转而猛烈抨击“休克疗法”，称盖达尔和丘拜斯是两个“错误的市场改革的元凶”，反对盖达尔的“速胜论”，主张“持久战”

“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实现了“休克”，但并没有解决俄罗斯的实际问题。改革的结果是经济全面衰退。如果把脱离国情认定为“休克疗法”失败的根本原因的话，那么，此种激进的、突击式的改革方式便是失败的直接原因。向市场经济过渡需要耐心与时间，否则悲剧就会发生。这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提供给我们的又一个重大启示。

三、“市场万能论”的后果——祸国殃民

“休克疗法”迷信市场万能，将利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看成是发展经济的惟一途径，主张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甚至要求国家退出经济领域。实践证明，特别是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的实践证明，这种极端的“市场论”是十分有害的。

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种是以德国、澳大利亚及瑞典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前者以私有制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居民社会保障市场化；后者以混合制为基础，保留较强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重视和参与居民的社会保障。显然，俄罗斯欲通过“休克疗法”建立的市场经济模式是美国式的。问题在于，“休克疗法”的实施者们步入了下述两大误区。一是所谓的美国市场经济模式是经历了百年的历史才最终建立起来的，而俄罗斯则仅仅处于转轨过渡期，即俄罗斯的任务不是医治或改良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市场经济。在这里，“休克疗法”的改革家们把结果与过程混淆了起来。二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无限制的、绝对的自由市场，美国亦然。所以，不论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之时，还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以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都是必要的和必需的。正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土·托宾所指出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受到它的热心的思想家们的鼓掌欢迎，但是个人利益只有引导到需要的方向上去，才能保证其产生有利于社会的行动动机……如果在个人与社会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应考虑到社会利益的要求去改变看不见的手的定理。这种情况就需要政府为维护社会利益而进行干预。”托宾所说的“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指的就是市场失灵领域。

“俄罗斯民主派们看到了一小部分西方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他们作为天真的新教徒把市场所建议的一切东西都认为是真理。”错误地认为，只要是遵循市场自由的原则，一切都会各就各位。事实证明，“不重视国家的调节作用，甚至要求国家退出经济领域，是市场浪漫主义初期的特点。这使社会生活出现了可怕的犯罪化趋势，产生了变形的、强盗式的资本主义，并使国家的生产和科技潜力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休克疗法”的实践后果，诸如恶性的通货膨胀、掠夺式的财产私有化及贸易与金融秩序的破坏都说明了“市场万能论”是十分有害的。国家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同样是市场的管理者。规范的良性运作的市场关系必须依靠国家来制定相关的制度和法律。

俄罗斯“休克疗法”改革是在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后进行的。以叶利钦、盖达尔为首的改革派们为防止苏共的东山再起和苏联的复活，保证政治进程的不可逆转，迫不及待地彻底摧毁昔日大厦的全部根基，包括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的所有方面。于是，改革者们把改革看成是达到上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促使社会进步与繁荣、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手段。实行“休克疗法”的真正意图就在于此。所谓的“三化”都是为此服务的。叶利钦曾表白：“我努力加快俄罗斯的国家体制的形成，引入新的管理制度，并依靠法律来确认这一切，以避免威胁变为现实。”显然，这里的“威胁”即是上述的“政治逆转”。在从本质上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改变所有制关系的私有化过程中，改革派们毫不隐讳地承认，“加快私有化步伐与俄罗斯经济健康化没有关系，而是为了在短时间内造成数百万私有者，杜绝社会主义复活的可能”。人称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竟然说，“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过来就好。”

分析“休克”改革派之所以如此为之的原因是十分必要的。其一，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尤其是斯大林执政以后的历史，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诸如政治上的极权主义与滥杀无辜，远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与官僚制度，以牺牲人民福祉为代价的军事经济体系，阻碍社会进步的僵化的意识形态。这一切，仍深深地刻印在俄罗斯人民的脑海里。（这里并非是对苏联70年历史的全盘否定，只是举出部分历史事实就足够了）。辉煌与凄凉全在人心向背，当苏联的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徐徐降落时，两亿九千万苏联人民竟是无动于衷。用可怕的麻木与沉默送走了苏联的70年。黄苇町在他的《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中分析道：“苏联共产党不仅是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所搞垮，也是被它一直宣称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其二，与叶利钦、盖达尔等民主改革派的个人因素直接相关。全力支持“休克疗法”改革的叶利钦，人称俄罗斯政坛第一强人。其政治思维以反苏共和亲西方为主要特征。而执政行为则“以新制度法统建设为目的”，“根本的出发点就是防止共产主义东山再起”。所以，“休克疗法”背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终极目标的定位便不难理解了。人称“芝加哥小男孩”的盖达尔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一代改革派的代表，是叶利钦政权的坚定拥护者。改革激情有余但疏于理性思考，更缺乏从政及社会实践的经验。他勇于改革旧体制，但全然忽视了广大民众在改革中的利益，把彻底同昨天决裂看成是改革的最终目的。

总之，不论是当年的总统叶利钦还是以盖达尔为首的年轻改革派，他们所遵循的都是“政治决定一切”的原则，导致了改革目标的错位，广大民众不仅没有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反而成了改革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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