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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用著名的“休克疗法”，以疾风暴雨式的快速私有化来实现社会转型，随之出现了多年的政治动荡和经济低迷，并且陷入“寡头控制”的权力资本主义怪圈。普京政府虽然立意打击寡头，但也不可能在段时间内扭转这种局面。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俄罗斯人在转型时代走了弯路？是否都是“激进改革”惹的祸？
仔细考察这些俄罗斯大亨新贵的发家史，可以看到他们的“资本积累”并非始于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高潮年代，而是在苏联时代就掘取了“第一桶金”，是由苏联时期的权力阶层演变而来的“红顶商人”。俄罗斯著名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是在苏联时期，还是在俄罗斯联邦成立的初期，银行和企业私有化的大部分股份都落到权力机关的官僚及其宠臣们的手中，或者是与国外金融工业集团有联系的人手中。"所以，现在的寡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产物，他们将自己灰色财产的一部分作为政治献金又返回政坛，形成一种“政治新权威+经济寡头化”的杂交产品，对国家贻害深远。在这一过程中，不顾俄罗斯特点一味乱开药方的西方国家政府和IMF等国际组织也难辞其疚。
那么，俄罗斯的国情究竟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同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化、民营化转型，东欧的情况就好得多，没有出现寡头垄断的现象？这恐怕也不能仅仅归因于俄罗斯的地大物博和经济规模。从广义上讲，发达国家同样经历过经济转型。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历来就有欧洲大陆和英美道路的区别，即使在二战后美国势力主导天下的年代，法、德等国家还是与美国有很大不同的。欧陆模式的特点在于，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存在强大的国家政权和集中的政治控制，不像英国和美国那样几乎没有经历过“强政权”时代。
美国人虽然在表现自身的优越感时经常提到这一点，但在面对他国的政治经济转型时就很少想到这些了，一味强调快速的自由化、民主化，罔顾其他国家的国情其实更像当年的欧洲大陆而不是英美。这就使转型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经常无所适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如果骤然减少国家控制，就会出现垄断寡头扰乱政坛的局面，而不是真正的经济民营化；如果一味加强国家权力，健康的民间社会又无从形成。从俄罗斯的经历来看：“欧陆国情”加“英美道路”实在是一种极其糟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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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wang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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