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立即开始了全国性的转轨进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迅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俄罗斯政府力图通过经济转轨特别是私有化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实际上，这个阶层并未形成，在广大居民相当普遍地贫困化的同时，却出现了一个官僚垄断集团。这突出地表现为少数金融工业集团的经济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这些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原苏联的党政官员，他们与现政府官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所谓上了“克里姆林宫电话簿”、持有“克里姆林宫出入证”的人。可以说，俄罗斯私有化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权贵资产阶级。

俄罗斯的权贵资产阶级是在俄罗斯特定的私有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俄私有化过程开创了权力转化为资本、资本与权力相结合的特殊的原始资本积累道路，它导致社会财富快速向占人口极少数（约5％－6％）的暴富者手中集中，暴发户的“亲权性”与政治权贵的“亲资性”(即向资本化的方向发展)或曰资本与权力的紧密结合，使资本与权力迅速合而为一集聚于为数不多的新权贵手中。俄罗斯的新权贵本质上由旧权贵阶层转化而来，在财产集聚方式上带有十足的投机性和攫取性。尽管他们也被称作“精英”，实际上他们的素质正如俄学者所描写的——官僚习气浓厚，缺乏职业文化，媚上，低效率，无视公众需求，俄罗斯权贵资产阶级产生的过程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旧官僚与新官僚的资产阶级化的过程。

俄罗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应当朔源到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长期以来形成的全盘国有化格局是十分不合理的，适当出售一些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缩小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是必要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就着手规划和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苏共和苏联政府相继制订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纲领和法令。当年苏联政府提出的稳定经济的“500天计划”，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向企业职工和居民出售国有资产。在这种背景下，从1987年开始，苏联出现了隐性私有化现象，先是共青团干部利用了这时在苏联出现的一个不受任何控制的自发市场形成的时期，逐渐扩大经营活动范围。国家各级官员看准了风头，纷纷亲自出场亮相，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利，开始了“国家对国家的私有化”。官员们借行政改革之名，取消了各个职能部，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股份公司形式的康采恩；控股额转到了国家手中，其它股份则在部的领导人之间分配了；一般来说，领导康采恩的人就是被撤销的部的第二或者第三把手。著名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就是这样出现的。在金融领域，变相的私有化之风也日益盛行，在这个阶段出现的大银行，大多数是借助于原来的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的私有化组建起来的。例如，由工业建筑银行分出了俄联邦工业建筑银行、圣彼得堡工业建筑银行、莫斯科工业银行、莫斯科跨地区银行和几百个其它银行。也有的商业银行是在部的财务局基础上建立的，原来的财务局长或者副局长就变成了银行董事长。著名的“七巨头”中的银科姆银行、梅纳特帕银行、信贷银行、首都银行也成立于这个时期，它们的资本实际上都是来自国家的。此外，共青团干部和政府官员们还通过苏维埃分配体系的私有化，在国家供销机构和商业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交易所、合资企业和大的商社。

在戈尔巴乔夫下台前，统一的“全民”国家所有制已经严重失控。管理人员变成了所有者。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室的调查统计，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以上的企业精英，是从原来的苏维埃官员中产生的。新的政治精英主要是由原来的党务工作人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构成的，而新的经济精英则出身于共青团和经济工作者。对此，连叶利钦曾都不得不指出：“我们争论私有化是否必要已经长得令人不能忍受。同时，那些党和国家的精英们已经积极地进行他们个人的私有化了。其规模、其劲头、其虚伪都令人震惊。苏联私有化已经搞了很长时间，但却是混乱的、自发的、并常常是违法的。今天，有必要掌握主动。我们决心这样做。”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开始在俄罗斯积极推行以私有化为核心的“休克疗法”。政府积极推行的证券私有化、全权委托银行、开放金融市场等措施，直接促成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成了新生的权贵资产阶级的助产剂。新生的权贵资产阶级在私有化过程中是如何瓜分公共财富，掠夺广大民众，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呢？

一、廉价收购私有化证券，转而购买企业股票，掌握控股权。俄罗斯私有化是从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起步的。在1992-1994年间，政府给每个公民（1.49亿人）分发面额1万卢布（按1992年汇率计算合72美元）的证券，每人只要象征性的支付25卢布，即可获得面值10，000卢布的购买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有的人持一股，有的人持两股。这样，在法律上就发生了财产的分散。证券私有化只是从法律上把企业变得无主了，但是并没有创造出财产占有者来。原来的财产占有者是国家，现在完全把它排斥了，不让它管理了，成群的持股者全然不知所措，只有等待，但接着发生恶性通货膨胀，1992年达到2501％。广大民众迫于生计，纷纷出卖私有化证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向他们手中集中。于是企业实质上完全落入了暴富者和经理们的控制中。俄罗斯的私有化，注重的是有计划地快速和大规模转变所有制形式，而不是培育能创造效益的资产所有者。由于成千上万的企业突然之间变成股份公司，国家根本无法参与私有化过程，更不可能在实施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保护和支持作用。这种局面的出现，还由于俄罗斯企业的商业化、合作化和私有化是一起上马的。由于是这样一种态势，再加上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物价完全放开，私有化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让经理厂长们自己去控制企业。这样做的出发点是要同时完成两项任务：一是用企业自身的私有化加速经济的非国有化进程；二是用改变所有制和争夺对改革进程的监督权来破坏中央官僚主义经济管理机构的基础。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把实施私有化的大权实际上转交给了企业经理和部分地方官员，使得他们有条件把原来对资产的管理权变成现实的对资产的所有权。个人股份可以自由出售则更助长了这些经理和新出现的商业公司代表控制企业的势头。而且这一切又都是发生在苏联解体、俄罗斯的国家体制正在经历危机的时刻。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情况下，也就只能是从法律上承认经理和官员们对企业财产的控制，别无其它选择。

二、在企业改制分配股权之机利用行政或管理权力掌握股票控制权。由于俄罗斯私有化的方式，原国有资产的大部分被以很低的折价转让给新的所有者。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基本立法指导原则是：通过股权在居民中的广泛分散化，建立由雇员管理的企业。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政府具有强烈的亲资本主义倾向，这一计划的实施背离了初衷。大部分内部股落入原来的管理者手中或被置于其控制之下，往昔的"红色厂长"摇身一变，成了企业主。私有化《纲领》提出了三种股份制方案供企业选择：按照第一方案，企业领导人除可得到不超过法定资本25％的优先股（优先分到股息）外，还可按优惠条件购买不超过法定资本5％的有表决权的普通权。第二方案，企业职工可按国家资产委员会规定的价格购买51％的有表决权的股票，成为企业的实际所有者。按照这个方案，企业领导人的身份便由国有资产代理人转化为企业实际控股人。第三种方案，企业股票50％自由出售，20％有投票权的股票按30％的折扣出售给企业职工。绝大多数企业都选择了1、2种方案。由于市场秩序混乱，政府管理部门失职，腐败成风，资产评估机构职能扭曲，股份制改造成了权势者瓜分国有资产的一次盛宴。政府将部分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企业实行公开拍卖，企业经理和部分地方官员或者其它暴发户通过钱权交易，按照大大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俄罗斯的私有化是基于对国营企业资产的不准确的估价。在估价中，以俄罗斯各公司1992年7月的帐面价值作为公司的基础价值，未考虑无形资产的因素，也未根据通货膨胀对价值进行调整。这一决定使投资者可以以非常优惠的条件购买国有资产，不管是通过拍卖方式还是通过内部购买方式。因此，最后俄罗斯整个产业的总值极低就不让人吃惊了。当证券私有化1994年6月结束时，俄罗斯的产业总值还不到120亿美元。连丘拜斯的顾问们都对此感到震惊，他们自问道，"难道俄罗斯所有的产业资产，包括石油、天然气、一部分运输业和大部分制造业，加起来也不如美国一个Kellogg公司值钱？"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透露，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记录。例如，拥有34000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仅卖了372万美元，拥有350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钢铁厂仅卖了373万美元，拥有10500多名职工的科夫罗夫军工厂只卖了270万美元，拥有543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只卖了220万美元，而欧洲国家一个中型面包厂价值就达200万美元。据统计，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上万亿美元。1992年－1996年，私有化进款占政府预算收入的比重仅为0.13％－0.16％。至于向居民无偿赠送的“私有化券”，政府更是分文未得。据利西奇金援引政府财政部门提供的数字，从1992年到1996年期间，每年上缴预算的私有化收入仅约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仅1996年一年，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希特勒侵苏战争使国家财产遭到的损失还要多。

三、在银行私有化和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过程中，新权贵们乘机聚敛钱财。他们纷纷创办银行（最多时达3000多家）和各种储蓄机构，高息揽储，炒买炒卖外汇；或者开设投资公司，借用民间资本对国有企业进行收购、兼并、重组；或者通过向政府提供抵押贷款（即俄政府实行的“股票抵押贷款计划”），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企业被政府作为换取私人银行"贷款"的抵押，实际上以低价出卖。

在垄断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互相融合的基础上，资本又进一步向政治渗透，出现了资本权力化的势头。随着苏维埃体制的瓦解，企业的经理在事实上占有国营企业的同时，也失去了上级机关的支持。为了保住自己对企业的控制，他们需要寻找外部的政治、金融或商业机构的支持，在俄罗斯，这种结合通常是通过非正式的个人关系形成的。普遍的做法是以国家企业为基础，组建控股公司。它很快就能抓住其它一些商业和金融子公司，通过它们做成各种投机生意。有时这些公司又成为已经私有化的企业的基本股票持有者，这样就构成了交叉持股的复杂网络。这样，就出现了大工业企业和新出现的商业与金融机构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趋势。与此同时，国家资源又通过它们流到私人手里。这样，工业、金融、商业和国家机构连接成相互依存的集团。这个趋势发展到顶点，就是形成寡头性质的金融工业集团，把工业的、金融的和商业的机构，以及地区的或者部门的国家机关，统统联系在一起，成为垄断组织。

这样，在俄罗斯就形成了一个权贵资产阶级。他们在确立了对自己企业的牢固控制之后，便开始收购有协作关系的公司的股票并渐渐成为一个地区的主人。他们建立自己的工厂、自己的银行和自己的宣传媒体。最后，他们又开始决定政治问题：收买政治家或者把自己的人安排到政治家的席位上，从而构成了金融工业寡头。金融－工业寡头的触角已经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和其它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操纵和控制俄经济命脉，左右俄政府的政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别列佐夫斯基披露几大金融集团控制了50％俄经济，实际控制了银行、国家预算资金、军火和稀有金属贸易、石油以及轻工业、绝大部分传媒。金融寡头竭力左右俄政治。1996年总统选举时，他们为叶利钦竞选筹集资金7000万美元。他们控制的新闻媒体为叶上台大造舆论。

对于俄罗斯私有化的后果，连休克疗法的始作俑者也不得不承认“播下龙钟却收获跳蚤”。盖达尔承认，俄罗斯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将国家财产私有化”，是“权力转化为资本”。叶利钦也承认，改革使“大多数居民生活条件恶化”，发生“不公正的生活分化”，“发财的人往往是那些丧失了文明社会准则的人”。 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短缺经济”而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主张全盘私有化和自由化，但他也认为，俄采取“快速私有化”战略遭到了最惨重的失败，导致了荒谬的极不公平的寡头政治资本主义。他把这种“快速私有化战略”称之为“庸俗科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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