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 作者：龚泽宣

正是出于对西方式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无限崇拜，使得叶利钦政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将当时在西方盛极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作为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在叶利钦的授命下，俄罗斯组成了以激进改革派代表人物盖达尔为总理、丘拜斯为副总理和私有化部部长的政府。而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家杰弗里·萨克斯则被委任为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新政府班底组建起来之后便迫不及待地着手在俄罗斯实施一场以“休克疗法”为名的全盘私有化改革。

但“休克疗法”的实质，是激进改革派完全不顾本国国情的复杂性和现实需要，一厢情愿地将西方的经济体制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俄罗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休克疗法”有非常关键的三个步骤：一是取消计划管理，全面放开物价和外汇管制。二是减少补贴，增加税收，提高利息，紧缩财政和信贷。三是出售国有企业和搞股份制改造，实行私有化。

从表面上看，叶利钦政府推行经济体制上的“休克疗法”似乎能为俄罗斯的民众带来自由和公平，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实现似乎还应该能为他们带来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富足。但一种纯粹依据主观信念和意识形态狂热而进行的改革，最终难免会遭致由于幻想的破灭而产生的灾难性恶果，因为自然理性和法则是不会依人们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观念而转移的。从表面上看，俄罗斯普通老百姓的确得到了政府向他们承诺的“公平”：每个人不分年龄和性别都分到了价值10,000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将全国的国有资产平均折算到每个国民的人头上而来），用于公民购买国有资产。[2]用叶利钦当时的话来说，这一笔依据绝对平等的原则分配到每个公民头上的财产，足以令每个人都过上好日子（10,000卢布按当时的市值相当于每个人都分得两辆伏尔加轿车）。

但现实似乎总喜欢捉弄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实际上，自1992年初实施“休克疗法”之后，俄罗斯立刻就陷入了生产下降，恶性通货膨胀和投资萎缩三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交织着诸多社会问题：政党政治的矛盾、社会分配不公以及国力的衰退。这些都使得国家在改革时期控制力极为有限。到1998年，这场危机在俄罗斯不成功的改革之后又演变成了新一轮经济危机的总爆发。[3]

“休克疗法”为俄罗斯确立了一条的“资本原始积累”式的“野蛮的市场经济”之路（与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颇为相似）。为此，俄罗斯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长期处于危机之中。1991年苏联解体前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万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0％多一点，居世界第二位。当时的苏联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国力强大，科技发达，人民自信，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不容忽视的国际地位的国家。而苏联解体后经过“休克疗法”治疗的俄罗斯却衰败得不堪一击。据统计，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000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当年的军事预算开支），是1991年苏联解体前的十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大约为800亿美元，只相当中国的五分之一。黄金和外汇储备2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4]在1992至1998的六年间，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40％，工业生产下降50％，消费价格上涨6,168倍，居民实际货币收入下降55％，国有资产经过私有化后，集中到少数投机者中，产生了一批可以左右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的金融寡头。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这种情形只是到了普京上台之后才略有好转。[5]

美国俄罗斯问题教授斯蒂芬·科恩在他的《失败的征战》（FailedCrusade）一书中用极为精炼的文字分析了俄罗斯在经历“休克疗法”的改革之后所出现的极度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和社会不公的现实——

到90年代末，俄罗斯国民收入下降了50％以上（而美国在大萧条期间的产出也才下降了27％）；投资减少了80％；实际工资减少了一半；畜群和奶牛减少了75％。科恩说，实际上，在一些方面，农业产量的下降比在斯大林30年代强迫实行的农村集体化期间更为严重。到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前苏联各共和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就已经从1989年的1,400万增加到了1.47亿。这场市场改革实验造成的孤儿人数超过了俄罗斯在二战期间由于战争伤亡而导致的孤儿人数。与此同时，霍乱和伤寒重新流行，数百万儿童患有营养不良症，成年人的平均寿命骤然缩短。[6]

英国记者索马斯·米尔恩曾这样评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其说是打开了通向解放之门的道路，倒不如是把大多数公民引向了一贫如洗的道路，并导致了在和平时期使一个工业化国家经济崩溃的史无前例的事件发生。在改革的旗帜和美国所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的指引下，改革变成了一场浩劫。”这场改革造成的后果是：“民众倾家荡产、陷于失业，极度的不公正、猖獗的犯罪活动、极端的反犹主义和民族暴力冲突，以及将强盗行为合法化的胆大妄为程度和急不可耐的侵吞公共财产的行为”，而这一切都是在“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旗号下发生的。[7]

二，新兴民主政府的政商勾结与政治腐败的合法化

俄罗斯民主政府的政商勾结是与“休克疗法”的推行同步发生的。由于在这场空前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展开之时，俄罗斯尚未摆脱苏联解体之时陷入的严重经济危机，而私有化证券10000卢布的票面价值又由于国有资产的估算和拍卖未能同步展开而根本无法兑现。这无异于一场“画饼充饥”式的骗局：一方面民众似乎因他们所获得的私有化证券而得到了“公平”和“财富”，另一方面则是上千万民众因失业而衣食无着。即便是那些尚未失业的民众也由于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和政府下达的长达半年多的银行歇业令而无法依靠正常的工资收入或往日的储蓄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多数普通民众将私有化证券以远远低于其票面价值的价格卖掉来维持一家人迫在眉睫的生计就成了不得不为之的选择，而他们的这种选择正好落入了依民主原则上台的政客们的陷阱：由于普通民众对政府的政策缺乏了解，政府也有意无意地听任民众对经济形势的恐慌心理蔓延，再加上国有企业拆股工作进展缓慢，致使普通民众对手中的私有化证券失去信心。随着通货膨胀呈三至四位数的上涨，票面价值10000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后就贬值到只能买到10公斤香肠的市值。[8]而那些亦官亦商的政客或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商人和外国买办则充分利用这一时机以超低价格大肆套购民众手中的私有化证券。

在这场伴随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来的混乱中，官商一体的权势集团得到了大发横财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他们在随后进行的对国有资产的拍卖过程中，利用手中以超低市价收购而来的大量私有化证券再依超低的评估报价大量收购国有资产。这种在“体制改革”的名义下上演的瓜分“胜利果实”的闹剧，在将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沦为赤贫阶级的同时，却在俄罗斯造就了一个人数极少的、靠发国难财起家、一夜暴富的“新权贵”阶层。这一铁的事实无情地暴露了民主改革派在推行“化公为私”的私有化改革时堂而皇之地标榜的“要把属于人民的财产还给人民”的口号的欺骗性和伪善性。

如果说“新权贵”的上述发财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当时市场的混乱因素有一定的关联的话，那么他们中的大多人发财致富的另一种手段，则不能不说是与政商勾结并以政策合法化的合谋手段来鲸吞和瓜分国有资产有关：其特征是，政治权力与商业资本的勾结，利用国家陷入的巨额财政赤字的困境来进行“化公为私”的财富转移——

从表面上看，为了解决当时国家的巨额财政赤字，叶利钦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来向社会募集资金：首先，采纳新权贵的“建议”，由新权贵为国家提供财政贷款，政府则以石油和冶金企业等国有股份作抵押。到后来政府无力偿还新权贵的贷款时，就不得不将国有股份以远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将那些被抵押的国有资产卖给新权贵。使后者坐享利益惊人的回报。[9]其次，在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期间，叶利钦政府为了避免“政府瘫痪”和普通民众因经济萧条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并粉饰其“改革成果”，大量发行短期融资债券。新权贵又趁这一机会大量买进这些债券。到后来，当叶利钦政府再次无力偿还兑现这些债券时，就以名正言顺的所谓“债转股”的方式把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拍卖。这个所谓的“债转股”方案的玄妙之处在于：被抵押的股份是按市场价格的30％作价，而“事后”政府则按“标准的”市场价格回购，其中70％的差额被当作酬劳送给了出资者。[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