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语言，它的变化以非文本的方式记录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变迁。而国人通过对中国服饰的回归与找寻，也试图由此寻回失落的自我和身份。

2006年中秋前夕，天津古文化街出现了30名身穿古代服装、佩戴古代饰物的年轻人。队伍由两名手中分别举着“衣正华夏”“月满中秋”红幡的小伙子带领，缓缓地向古文化街行进。每到设有牌坊的地方，队伍便停下，一名带队男子走出队伍，模仿古人做各种参拜的姿势，施礼完毕后，队伍继续前行。整个过程历经一个多小时。

此举既非拍戏，也不是游戏，而是由某网站发起的“穿汉服、行古礼、过传统节日”活动，目的是为了“宣传汉服”。这个类似行为艺术的行动，引起周围行人纷纷驻足。

“汉服热”背后的身份焦虑

关于“汉服运动”，是这几年来不算新鲜的话题。此前，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2003年的11月22日，一个叫王乐天的电力工人身穿汉服走在郑州的街头，这是见诸报道的中国现代第一位穿“汉服”示众的人。之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长沙、成都等地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响应者。

这些行动者认为，“华夏复兴，衣冠先行”，复兴汉服，是为了“重建民族自尊、寻回民族自豪、复兴华夏文化、重塑中华文明”。

事实上，在历史上由于历朝都讲究“改正朔，易服色”，因此从秦汉开始到满清结束，在三千年的王朝更替过程中，作为政治地位和社会等级的象征，统治者都会对各阶层的标准服饰作出自己的规定。这也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汉族，始终没有一套严格意义上流传下来的民族服饰的原因。

尽管围绕着“汉服”是否能代表中国人的服装、是否仅是形式主义，以及“汉服运动”背后的商业动机等等，各方争论不下，但有一点各争论方基本认同，即“服装是人的第二张皮肤，人类通过服装系统来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以及自身身份的认同和自信。这样的行为也是青年人的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越是在全球化的状态下，越是需要民族身份认同和身份辨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这样解读“汉服热”。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观念的更新，文化的繁荣，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迎了上去。而服装，作为个体最直观的标识，它的变更速度和程度很能够体现这种变化之彻底：从西服、运动装、喇叭裤、萝卜裤、牛仔裤、高跟鞋……跟进世界流行时尚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深入到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在这个过程中，唯独丢弃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服饰文化。

特殊时代的集体迷失

服装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语言，它的变化以非文本的方式记录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变迁。要通过服装找回迷失的自我，不妨先了解一下我们是如何在服装的变迁中逐渐迷失的。来看看，在服饰中为什么我们将传统放弃得如此彻底？

早在1929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之后，是年的4月16日曾公布了《服制条例》，对男女礼服、制服做出规定。

按照规定，男性礼服有三种，一是蓝色长袍，齐领，前襟右掩，袍长至足踝上2寸；二是黑褂，对襟长至腹，齐领；三是改良中山装，不翻领，仅有三个暗袋。女性礼服有两种，一是蓝色长袍，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的中点二是袄与裙，袄为蓝色，长仅过腰，袖长刚过肘，裙为黑色，长及足踝。男女的鞋子均规定为黑色，质料不限。男子的礼帽，规定冬黑夏白。

以上服饰为国家正式礼服标准。而这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国家关于礼服制服的统一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再没有规定过制服。由于毛泽东一生坚持只穿中山装，于是不经意间，中山装、列宁装几乎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的国服。

列宁装通常是灰颜色的，双排扣，有一个腰带，男女都穿。干部进城之后把它带到城里，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早期的一个人们表示进步的穿戴，后来成为女性专用服装。“服装代表了社会的导向。虽然这种服装并不时尚也不华丽，却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当时很多要求进步、要求改造的人们都穿上这样的服装。”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袁仄回忆说。

事实上，正是从解放后开始，这种服装政治化、随大流的趋势，在大家经济能力和思维眼界都极其困窘的情形下，已逐渐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并愈演愈烈，直至文革期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那时，红卫兵小将穿的洗旧的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装样式。当时对着装有“老三样、老三色”的说法。“老三样”就是干部装、中山装、人民装。“老三色”就是蓝色、灰色、黑色。这个说法足见那个时代灰暗统一的服装背后，人们的精神气质单调压抑到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