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的“礼物”是一个“联邦政府”

1935年5月15日，中央红军从川南的会理出发了。这支于崇山峻岭和激流险滩中艰难辗转的队伍终于有了明确的前行目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就在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的第二天，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茂县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由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八十八师、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接应中央红军。会上引发争论的是关于欢迎中央红军的口号。方面军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不赞同陈昌浩提出的“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虽然当时红四方面军官兵认为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之众，但至少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已经知道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茂县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

尽管张国焘说西北联邦政府“遵奉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但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批准成立西北联邦政府。

红四方面军开始为迎接中央红军大量地筹集物资，并号召每人都要给中央红军的官兵准备一个礼物。张国焘给毛泽东准备的“礼物”是一个“联邦政府”。

6月24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两河口附近。25日，在一个叫抚边的村庄里，红军官兵搭起了一个会场。这是这个偏僻的村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景：房屋上挂上了红旗，草地上搭起的讲台四周用松枝镶嵌起一道绿色的边缘，这道绿色令这个荒凉的小村庄顿时有了生气。

之前，中央红军获悉了红四方面军目前的总兵力：“主力约四十个团，分编为四军八团，九军七团，三十军九团，三十一军八团，三十三军五团，三十四军三团，有五个独立师两个团，其余四个师每师平均约三千七百人。”尽管这一数字不甚准确，但是，红四方面军近十万人马的兵力还是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所有的将领都感到了万分惊讶。此时此刻，中央红军不足三万人。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从抚边步行了三里路，到达一条小路的路口。

几千名红军官兵在他们的身后列队完毕。

骤然下起了大雨，所有的人都站在大雨中没有动。就这么过了许久，有人喊了一声：“来了！”泥泞的小路上，三十多匹高头大马在大雨中飞奔而来，马背上是全副武装的英武的卫兵。张国焘骑在一匹白色大马上，在卫兵们的簇拥下从雨雾中出现了。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难以形容的重要时刻。

红军官兵用力地敲打着锣鼓，努力地喊着口号。

在大雨中久候的毛泽东抻了抻已经湿透了的灰色军衣，向着那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缓慢地迎了上去。

大雨中张国焘的高头大马踏起的泥水几乎溅了毛泽东一身。但是当张国焘看见了毛泽东的时候，他立即飞身下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在红军官兵的欢呼之中，两个人登上了临时搭起的讲台，讲台是从藏族群众那里借来的一张桌子。毛泽东发表了欢迎词，张国焘发表了答谢词。之后，他们说笑着一起往村子里走——“我和毛泽东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张国焘后来这样回忆。在他们并肩前行的路上，毛泽东告诉张国焘，说他们到达这一带已经四天了，专门等张国焘来商量两军会合后的军事方针。张国焘则告诉毛泽东，说他从茂县到这里骑了三天的马，一路多经藏族聚居区，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他还向毛泽东描述了他沿途看见的一所石建的教堂，说这座教堂拥有一个很大的养蜂场和一座精致的小磨房，而常年住在那里的一个西人传教士居然运进来了“整箱的金山橙苹果洋酒”以供享用。

毛泽东和张国焘并肩走在一起的瞬间，被当时在场的红军官兵深刻地记忆在了脑海中。那个温暖的时刻给予他们的希望与信心，让他们觉得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

26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周恩来根据两军都已经离开从前的根据地，现在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的现实，阐述了选择新的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和今后红军的行动原则。周恩来强调，新的根据地的选择方向和地域要有利于红军的作战和生存，而目前红军所处的这个地域显然不符合这个原则。关于战略方向，应该选择向北，向川、陕、甘方向发展。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主要是说给张国焘听的。两河口会议最后形成的决定是：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张国焘回到了他在抚边北端的住处。他的秘书长黄超拿来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黄超说，规定这份报纸“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张国焘很是奇怪。但他拿过报纸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为什么“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了。报上的文章出自宣传部部长凯丰，标题是《列宁论联邦》，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北联邦政府，说这样一个“政府”在理论上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在组织上是背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凯丰的文章被登在《布尔什维克报》上，说明中央领导层意识到张国焘的“联邦政府”即使没有政治野心，名称也是令人疑窦丛生的：既然建立的是一个苏维埃政权，那么按照惯例，可以叫“川康苏维埃政府”，弄出个说不明白的“联邦政府”是什么目的呢？

在两个方面军官兵之间，一些小事在两军会合的欣喜消失之后突然变得十分敏感。比如，博古的警卫员提着一块牛肉找到张国焘的警卫员，希望换一些子弹。未果，双方竟然吵了起来。再比如，四方面军官兵看见一方面军的战士开枪杀牛，不但觉得这件事浪费了子弹，而且提出不能确定他们杀的是不是土豪的牛。张国焘对张闻天提出了一个比杀牛敏感得多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和中央红军受到的挫折，并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因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而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

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通过了《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战役计划要求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附近的胡宗南部队，打开红军北进陕、甘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道路。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的十万兵马终于开始向北移动了。

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中央慰问团在杂谷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在交谈中，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张国焘提出的要求是：徐向前和陈昌浩不能仅按两河口会议决定当军委委员，要出任具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副总司令和总政委。另外，需要扩大军委常委的数量，以便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更多地进入中革军委。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北进的红军就要进入芦花地区了，进入芦花地区的特殊意义在于，红军自此从中国的长江流域进入了黄河流域。

到达芦花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讨论一个必须作出的决定：给张国焘什么“官”才好。松潘战役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北进计划如果受挫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张闻天说可以将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毛泽东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作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既考虑了张国焘的要求，又没有让他把军权抓到手。在同现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那时和张闻天谈着恋爱的女红军刘英后来回忆说：周恩来“一点都不计较个人职位，完全同意这么安排”。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首先提出了中央对于解决组织问题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担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周恩来暂时帮助其工作。宣布之后让大家讨论——实际上是听张国焘的反应。张国焘别无选择，表示“基本赞同”。但是随后提出了“增补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建议。毛泽东的回答是：提拔干部是需要的，可是在目前形势下，中央不需要集中很多干部，因为部队更需要干部。于是，张闻天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很好。”

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下达了对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任命：“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

组织任命下达后，红军并没有继续北上松潘。尽管北上被不断耽搁十分危险，但毛泽东认为接下来要开的会才是更重要的，这就是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历史问题。

张国焘声称“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现在，中央要深究他的路线是否有问题。

从21日至22日，两天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在讨论或者争论一个问题，即：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

毛泽东的发言从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讲起，说到根据地在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后被放弃时，毛泽东认为面对敌人的大兵压境，四方面军既没有充分准备仗也没有打好。关于川陕根据地，毛泽东认为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在取得歼敌十二个团的胜利后放弃根据地，是一个严重错误。四方面军没能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

放弃川陕根据地，这是张国焘的痛处，因此他反驳说：“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四方面军“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

作为当时川陕根据地党的最高决策者，不论张国焘放弃根据地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促使他作出这一重大决定的客观原因是存在的。1933年四川军阀结束了相互的混战，开始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全力合围。当时的川军占国民党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四川全年6700万财政收入中的6000万被用于军费开支。川陕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压力和严峻的生存危机。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下，根据地内支持战争需要的各种条件已不具备。自川陕根据地建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长达16个月，敌人在根据地里两进两出，致使根据地遭到极大破坏。最后，一旦需要以军事行动策应中央红军，就必定会影响红四方面军对根据地的守卫和经营。尽管中央红军不断改变着行动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不顾一切策应其行动的决心始终是坚定的——如果没有这一行动目标，红四方面军即使要向北发展，也没有强渡嘉陵江的必要，从根据地里直接进入陕南会顺利得多。但是，川陕根据地的丧失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那就是：当这块红色根据地不复存在之后，对于在中国国土上转战的工农红军来说，所有建立起红色政权的大块根据地都已丧失，分散在各个地域的红军武装自1935年春秋之际开始，就全部处在了没有根基的危险的移动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