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玛：半生机缘一世寻

1949年，新中国诞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军中，有一对美国青年志愿者———韩丁夫妇。同年12月，韩丁之女在北京出生，取名Carmelita(Carma)Hinton，中文名卡玛。半个世纪后，卡玛以她导演的多部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影片蜚声中外。然而，在她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问号，一个累心却又似乎无解的问号———她永远都在找寻自己的归属。

京腔十足的卡玛把自己“中西合璧”的成长经历称作“不伦不类”。“有人把我的名字译成卡玛·韩丁，这其实不对。”卡玛为自己和父亲“正名”，“韩丁是我爸爸的中文名，姓韩名丁，我的中文名就叫卡玛。虽然百家姓中没有姓卡的，但对于永远是不伦不类的我，这个名字很好。”

虽然长得白人模样，卡玛的中文比英文强，对中国的兴趣比对美国浓，最美好的记忆在中国，最喜欢吃中国北方家常菜，最欣赏中国国粹———书画艺术，在哈佛大学读的博士专业是中国美术史，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全部都是中国题材……

对于这种命运“吊诡”，卡玛的感触似乎并不很强烈。“遗憾和庆幸都谈不上，好像是一种人生挑战。一方面觉得这种处境挺艰难的，因为比较累。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就老得找答案，总也没个歇脚的时候。另一方面，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和层次看问题。这样，可能我跟别人的视角就不太一样。”
“我属于一种没办法成为主流的人。”

1949年12月，卡玛生于北京，农学家出身的父亲韩丁是北京双桥农场的机械师，母亲史克在北京外语学院教授英文。在外语学院幼儿园，卡玛度过了愉快的童年。和中国孩子“滚”在一起，她拒绝学习英文，却天真地以为是父母不会说话。“爸爸妈妈说，这是hand。”卡玛伸出左手，“我纠正他们说，什么hand，这明明是手。”

少儿时代的卡玛无拘无束，略带几分野性。她的性格热情开朗，和同学之间没有隔阂，他们也不觉得她有什么不一样———也说一口京片子，会骂“国骂”他妈的。

1962年外语附小毕业后，卡玛考入北京当时最好的中学之一———北京市101中学。她的“不伦不类”开始令她不尴不尬。一次，学校举行抗美援越游行，一路上高喊口号“打倒美帝”、“美国佬滚回去”。卡玛走在队伍中，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也想支持越南人民，却因自己的金发碧眼而背着“美帝国主义”的“罪名”。

虽然并没有到过美国，卡玛的一些想法和表现被周围的人视为“美式”。文革前，一天，报上登了一位连队指导员的事迹，其中一件事是他爱人到部队探亲，战士野营拉练弄得满身泥水，他让爱人给战士们洗衣服。“这应该是他爱人的先进事迹，为什么是他的事迹?”卡玛感到费解，“他凭什么支使爱人给别人洗衣服，最后还算他的事迹?”她的质疑让周围的人觉得莫名其妙。卡玛说，“其实我那时非常想改造自己，为革命人民所接受。但我就是对奇奇怪怪，边边缘缘的东西感到好奇。”

“我特别想做一个‘里面’的人”

1968年底，卡玛一帮同学去内蒙插队了。虽然是外国人，卡玛“不愿意被排除在外，不愿意脱离社会”。毕竟，她生长在中国，她的母语是中文。她主动要求到工厂劳动，被安排在人民机器厂。

人民机器厂是遇罗克工作过的地方，卡玛去时，遇罗克已经入狱。她认识了几位遇罗克的同事，大家经常在一起“闲聊”。很快，他们一个个地被警告了，不敢再在工厂乱说，还在学校时，卡玛和她的一些同学就已经“看透了”，用当时的话叫做“痞了”———看周围的人和事不顺眼，对正统思想不再相信。他们自认为是有思想的人，而所谓的“有思想”，就是不认同当时的正统观念。他们看了很多像《日瓦戈医生》这类流散到民间的内部书，是政治现实中的“离经叛道者”。

“在学校时没人管，大家胡说八道，到了工厂我也照样胡说八道，觉得自己特别深刻。”

卡玛说，每天上班跳“忠字舞”，她有意乱抡胳膊甩腿。别人问她为什么不好好跳，她故意说，“我落后呀！”说完自己很得意。

就在卡玛“玩深刻”的时候，她的表弟，寒春和阳早的儿子，被分配到光华木材厂当学徒。虽然每月工资仅有十六块一毛八，表弟成了中国社会一个正式成员，不再是“外面”的人。“而我一直还被排斥在‘外面’，我特别想做一个里面的人。”卡玛的话不无搞笑，“我于是也到外专局去说，没想到也就被分配到光华木材厂，一个月也挣十六块一毛八。我刚一去，那儿的工人就告诉我你表弟表现可好了，跳‘忠字舞’特认真!”

卡玛成了“里面”的人，开始“享有工人阶级的权力”。一次，厂里组织对一批“小偷、流氓、反革命”判罪的“群众专政”讨论，居然让她也参加了。然而，卡玛内心非常反感。“我坐在那儿真是难受。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根据判这些人呢?”卡玛回忆道，那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形式———没有法律，没有法庭，没有程序，只有上级发的一个“反革命坏分子”的名单，让工人们讨论对他们如何判罪。参加讨论的每一个人都要显示自己革命，争相不让地“量刑定罪”，不是“死刑”就是“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