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国元首，首先考虑的是本国的利益，即使是在众人眼中对华颇为友好的罗斯福总统，在争取苏联参战的《雅尔塔协定》上，与苏联达成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保障苏联优越权等出卖中国利益的交易。事实上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比原来的估计要顺利得多，中国的作用也就相对降低了许多。而且，当时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所谓“主导对日占领事务”，也仅仅是一种口头允诺，并非书面形式的条约、协定。在国际关系中，条约、协定尚且充满变数的情况下，这种口头承诺显然不必去当真了。更重要的是，战后美苏利益冲突日益加深，在联合抗击德国、日本的合作道路上，处于共同利益的需要，苏美尚能并肩作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美苏之间的矛盾就难以再掩盖下去。首先，表现在对德国的占领问题上，由于攻占德国时，苏联及美、英、法各自占领了柏林市及整个德国的不同地区。处于意识形态的相互对立及利益之争，造成日后的德国分裂局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因此，继任杜鲁门说“我们希望把日本置于代表盟国的美国指挥官的控制之下，”“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在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美国已经下决心单独占领日本，此时，即使中国有心去主导对日事物，也已不再可能。1945年8月13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全权处理对日占领事物。8月30日—9月6日，46万美军以“盟军”名义陆续驻进并单独占领了日本。至此，大局已定。

这些因素导致蒋介石对派兵驻日一事愈加消极。很明显，中国充其量只是在美国统领下的一个协助美国去进行军事占领的小角色，势必受制于人，和英联邦的新西兰、印度、澳大利亚一样，没有实际的利益可得。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在美国最初提出让中国派出10个陆军师及一定数量空军(总计约在10万人左右)的要求时，蒋虽；立即应允，但将数量减少至3个陆军师。继而，美方又提议中国应至少派遣5万人，蒋又以中国抗战损失过大，后勤供给困难为由，继续与美国讨价还价，最终双方达成只派驻1个师的协议。这样驻军数量就由最初美方设想的10万人减少到了1万人。美方的的考虑是:在不影响其独占日本的前提下，让中国尽可能多派军队以减轻美军的负担。二战结束后，留驻在日本的数万美军归心似箭，然而，他们回国去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却迟迟得不到满足。于是，军心开始浮动，1946年1月，驻太平洋美军举行了大规模集会，要求尽快回国。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不得不予以安抚，来稳定军心。如果蒋介石派出较多数量的军队来替代美军驻防，显然会大大减轻美国政府所面临的这种来自军方的压力。而中方的考虑则是:自抗战结束以来，国内形势愈加严峻，国、共两军的比例已由18.88:1降为4.5:1，国民党军队人员数量上的优势在不断降低。既然要继续剿共，以蒋介石以往的经验，没有绝对数量上的优势是很难实现他的既定目标。面对此种形势，委实让蒋介石不愿再多派军队去参加这么一个仅具象征意义的占领行动。

于是，当六十七师遭歼灭之后，蒋介石便以内战吃紧无力派兵为由，以博得美方的理解与同情。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国民党在内战的连连失败，导致美国对蒋介石日渐失去信心，不再指望国民党政府在驻日问题，以及充当美国亚洲代理人的问题上能有什么作为。这样，双方就渐渐达成了一种默契，彼此心照不宣。直至1946年11月5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向美国提出终止执行派遣驻日占领计划，至此，中国派兵驻日一事终成泡影。

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文化”的因素。众所周知，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在元代曽经发起过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除此之外，一直安于固土守疆，缺乏开拓意识。这种民族“固疾”也是导致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抗战结束不久，蒋介石在广播演说中即已宣告“吾人应以宽大为怀，勿以战胜者自居”。也就是说，让日本人自己去决定日本的未来，中国国民党政府无意义去进行干预。只是在美国的再三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象征地派出一个师准备参与其中，实际上仅仅是出于给美国人一个面子而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统一的、自强的中国才是在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一个贫弱的国家没有外交，“利己原则”是国际关系中的不变法则，靠谁终究不如靠自己，这个世界相信的是“实力”；一个分裂的国家只能勾起他国的“窥窃”之欲，给自身带来灾患。中国军队没能踏上日本领土，一雪民族之耻，固然遗憾。但更重要的是:以此为鉴，走好今后的路，才是回顾这件往事的意义所在。(孔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