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定论”者则否认这一点，使很多本来很容易评价的历史人物反而变得模糊起来。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时间，我们对陈独秀的评价就是如此。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贡献是很大的。后来，他犯了错误，受到了党纪处分。在相当长时间里，评价陈独秀，只能讲后期的错误，抹杀或回避前期的功劳，结果连当时的史实也讲不清楚。政治文件上对他如何讲，史学家们也怎么讲，以政治决议代替史学研究，极大地损害了史学的声誉！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也从某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刘少奇等多少人的所谓“罪行”是曾经写进政治决议的，在当时看来似乎是“盖棺论定”了，但后来不都因为是错误的而翻案了吗？无论政治决议还是历史研究，最终都要服从真理。

其次，“盖棺论定”思维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没有看到变化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曾讲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一旦“盖棺论定”成为人们的共同思想意识之后，就容易使人们的思维弱化，不愿意去思考，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们有的研究者总是认为自己能得出定论，以自己的思考代替读者的思考，让读者相信他的思考是惟一的，使读者形成一种惰性的思维习惯，慢慢失去自己的个性和判断力。因为只有一种答案，就不需要判断，只需要把书本上的结论记下来就可以了。

如果有那么一天，一个人的思维穷尽了一切，其他人不必动脑筋，只要吃喝就行，自然省了很多事情。可至今没有这样的人出现，历史上有想这样做的人，但是却使自己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声称自己的结论是“至上真理”的人，往往很快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而恰恰是认为自己的成果应该不断发展的学者们的成果，反而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显示其生命力。

我们都知道，史学界在人物评价问题上，曾提出过阶段论、方面论、综合论等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应该说都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这些分析方法最后要达到“定论”的地步，就不科学了。固定的思维模式，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没有任何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