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冲破了许多禁区，过去不能摸、不能碰的问题，现在可以摸、可以碰了；过去不能进行异向思考的问题，现在可以进行异向思考了。这是很大的进步。然而，时至今日，历史研究的大门并没有彻底敞开，原因有很多，在史学理论方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定论”。

在史学研究中，常

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如“历史早已有结论”、“已有定论”，等等，与之相关的，还有个专门的词语——“盖棺论定”。在这些“定论”或“结论”面前，不少史学工作者不仅失去了主体意识，一切要以此为准，而且还要顺着这个方向广搜材料，为这些结论与定论作证，甚至有意无意地阉割、歪曲历史事实以顺从或迎合这些结论或定论，其结果是导致历史失真，并由此带来一系列荒谬。这种对“盖棺论定”已经形成迷信的思维模式在人物研究中表现尤甚。有些史学工作者虽然也承认不可能对历史人物下最终的定论，可是在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方法，包括其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法、下结论的方式等等，让人感觉到其都未能脱离“盖棺论定”模式的窠臼。我认为，这种“盖棺论定”模式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首先，“盖棺论定”思维不利于人物研究深化、发展。

既然认为某个观点是最终的定论，那就必然不允许发展，不允许别人提出新的看法。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问题的认识肯定会有所改变，一时成为“定论”了，有了新材料、新发现，就要重新审视。而主张“定论”者是否定这一点的，或者是虽然不否定，但也不愿意与传统的思想观念发生冲突。中国人特别重视教科书，我们可以称之为“教科书情结”，很多人认为众多历史人物已经有“固定”的形象，就是由于教科书的影响。多少年以来，历史教科书被视为最权威的“历史”，可是几十年以来的历史“统编教材”，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却也在不断的修改。事情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而影响历史评价的因素也会无穷无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永远是不会有定论的。

中国有句古话:“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武则天死后留下一块“无字碑”，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无法猜测。但她的做法却很明智。任何人的功和过，都不认“金口玉言”，都要接受后人的评头论足。而后人复后人，无穷尽也。任何一代人如果下了“定论”，就等于剥夺了更多后人评说的权利。实际上这也是做不到的。哪怕是刻在了碑上，后人也有“颠覆”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