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7年8月，在北京甚至还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涉外事件。8月22日晚，一些造反派和红卫兵冲破北京卫戍区官兵的防线，从三面冲进代办处，并放火焚烧，致使9辆汽车及许多房屋被烧毁。周恩来总理在火烧英代办2个小时后就对造反派和红卫兵发表了讲话：“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火烧英代办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任何外交行动应由政府决定，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就使我们输了理。”

在周总理批评造反派制造火烧英代办这样的荒唐事件不久，又发生了16岁的小姑娘坐镇指挥造反派和红卫兵突然包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事件。当周总理气愤地质问这位年仅16岁的“总指挥”为何要包围苏联大使馆时，这位小姑娘竟然振振有辞地回答共和国总理说：“既然可以火烧英代办，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令周总理极为气愤。

当1969年中苏在我国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流血冲突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担心两国爆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于是通过电话想找毛泽东主席沟通一下。当这位苏联党政军一把手将电话打到中共中央总机室，刚说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的年轻话务员断然说道：“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说完挂断了电话，致使中苏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得以通话，几乎酿成两国更大的武装冲突。而这位话务员还得到了康生的表扬，说他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以上错误做法严重破坏了我国正常的外交工作，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使我国与各国外交关系出现暂时的困境，当时已经与我国建交或正在谈判准备建立外交关系的50多个国家中就有30多个国家与我国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如果不及时纠正并扭转这一局面，我国外交工作甚至会出现严重倒退的恶劣情况。

对于外交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给予高度关注并采取得力措施及时扭转了外交工作的被动局面。周恩来要求在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潮，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外交人员的组织纪律性。毛泽东于1968年5月严厉批评了类似“世界中心——北京”这样惟我独尊、狂妄自大的错误提法，以及“以我为中心”的大国沙文主义口号，要求注意在外交工作中不要强加于人。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又专门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向世人发出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关系的重要信息。随后，我国开始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并在一定的场合，主动承担了因我而起的外交纠纷的责任，逐步恢复并发展了与一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例如：中国同南斯拉夫停止了相互指责，签定了贸易协定，恢复了互派大使；中国改善和加强了同朝鲜的关系，当1968年1月23日发生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入侵朝鲜领海并被朝鲜海军扣留事件时，中国政府于1月28日发表声明，支持朝鲜的立场和做法，随后两国领导人还进行了互访，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友好关系；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中国建交高潮，先后有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智利等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经过努力，我国及时摆脱了“文革”对外交工作的恶劣影响，逐步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正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