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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仔细分析“宪政的领袖”，和“开明专制”已相去不远。而胡适作为“诤友”，“诤”了一辈子就“诤”那四个字——“无为而治”。品咂这四个字，目的虽然是“治”，但还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作为主宰力量的政治权威能够不惧于“无为”而屹立。在彼时的乱局下，这四个字和“开明专制”也就颇有契合了。
胡适的心里其实是明镜一般，所谓“开明专制”，弄到最后大都只剩一个“专制”而没有“开明”，否则他就不会在1934年时就写道：“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因此，期望蒋介石做“宪政的领袖”，不是胡适揣着明白装糊涂，恐怕是在内外双重煎熬中，逼出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后人读史，不能不感慨胡适的煞费苦心和一厢情愿。
后辈唐德刚对胡适的评价是：“他是不能搞政治的。他缺乏搞中国政治主观和客观的一切条件。”
主观条件，依唐德刚的说法，“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
胡适的客观条件缺陷，莫过于蒋介石。后人评价蒋介石的政治人格，为“独裁无胆，民主无量”。
以“双无人格”为筹码，以“宪政的领袖”为骰子，未必不能掷出一个“无为而治”的满堂红吧？——事实上这场豪赌早已开锣，由不得胡适说不。况且有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敲敲边鼓，也许真能险中求胜，侥幸一把？
不过在1937年元旦，胡适还看不到赌局的结果。
待到7月，全面抗战打响，外侮主动杀将过来，压倒内政。“宪政的领袖”之赌中场休息——“领袖”优于“宪政”。
最终结果也是意料之中——只有“领袖”，没有“宪政”。不过下半场的进程就慢得多，因为胡适一直坚守到生命末期才认输。那是1960年，胡适眼睁睁看着《自由中国》重蹈自己早年政论杂志的覆辙，而雷震因组织反对党下狱。但他无能为力，只能愤然向蒋当面历陈：“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身为一代自由主义宗师，胡适留下最后一句传世名言：“宁可不自由，也就自由了。”此间凄凉，后人已不忍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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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路加
编辑：
刘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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