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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蒋介石
这就是胡适的自由主义中，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最好的概括，莫过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这段话——
现在有人对你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争个人的自由”，只是问题的第一步。穷胡适一生，都止于第一步。他做的媒体基本没有善终，大都在政治风浪中颠覆。胡适反对“空谈主义”而要“研究具体的问题”。但在“第二步”这个具体的问题上，胡适无法回答。他的艰难尝试，隐含在他和蒋介石长达30年的交往中。
先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所谓第一步，也就是胡适的“独立”、“自由”，统统是脆弱的。胡适一介书生，治学也罢，论政也罢，其独立的程度，只取决于政治对他关心到什么程度。就在1937年的这个元旦，胡适冥思苦想如何落笔时，《独立评论》已经因为张奚若一篇雄文，被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停刊近一个月。
不过，毕竟到了1937年，积二十年“谈政治”之功，脆弱的“独立”，总算攒出几块筹码。现在是胡适个人声望的顶峰。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居然是当年的流行语之一，不亚于今天的“PK”之类。而《独立评论》同仁，此时已有四位入阁，居部长衔。政治要来“关心”胡适，自己先得掂量一下。几经斡旋，《独立评论》居然在当年4月复刊了。此时胡适很可能正“不可救药地乐观”起来。这恐怕也是民国肇造以来，胡适最有理由乐观的时候。
岂料，这竟是回光返照。复刊仅三个月，卢沟桥枪响，更大也更野蛮的政治恶涛袭来，《独立评论》即寿终正寝。这是胡适主持的最后一个媒体。为政治而始，最后也终于政治。所谓“独立”，终究无法和政治较力。
“独裁无胆，民主无量”
1937年，胡适的第二个期望是：“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他进一步阐释说：“宪政的精神是情愿造起法律来束缚自己。不但束缚自己不许作恶事，并且束缚自己不许在法定职权之外做好事。”
此时的蒋，侥幸从“西安事变”中全身而退，大概正在琢磨如何处置张学良。以后来张一生囹圄而观之，“用法律来束缚自己”不啻为对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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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路加
编辑：
刘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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