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校训

他的夫人说，自从他大病之后，就再没回昆明去，高血压，不敢坐飞机。以前经常回去，她说，去闻一多先生墓前祭扫，看看老房子。六十年前，他们还没走在一起时，闻一多曾在西南联大“新诗社”的一次聚会上，朗诵秦泥的诗《要来的，即将到来》。秦泥的夫人那时便坐在台下。

许多年后，秦泥先生用“时代的候鸟”来形容他们那一代人。他们那么执著地礼赞春天，向往光明，他们一生奔波，或许终也停不下脚步。然而，他们的岁月，却像他们曾在大学文学社里创办的壁报一样，轻易便会被人抹去。抹去之后，却没人可以重新书写。

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原谅发生在北大校园里的两幕场景。

我在北大寻找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办公室。它所在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家企业的宣讲会。一个负责接待的女生热情地迎向我，北大的校徽亮得扎眼。

“什么校友会？”她的眼睛始终在眨。“这里是北大”，她嘀咕着。但她还是努力克制着，微笑未曾丝毫褪去，“我帮你问问别人。”她回身拉自己的女伴，“师姐……”她的师姐认真地看着我，茫然摇头。

校园里，每条林阴路上，都塞满了统一着装的中学生。未明湖边，一个戴金框眼镜的大学生正微笑着回答孩子们的问题，没错，他说，五四游行时，北大的学生就是在这里出发的。孩子们便仰起头，崇拜地望向他，他的眼镜里溢出愉快的神情。

他的旁边站着几个同学，没有人拆穿他信口的闲扯。五四的队列并不是在这里出发的，这里是司徒雷登穷尽毕生精力建造的燕京大学。

是什么在助长我们遗忘的速度？

哦，我们大概还忘了最后一件事：除了历史，蹒跚学步的我们，早已一无所有很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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