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纪念碑

遗忘的时态

一

居然要一直等到十八年后，我才终于能够知道，西南联大究竟是什么。

那个下午像一场漫长的成年礼，我伏在空荡教室的最后一排，深秋的阳光瀑布般倾泻直下，从背后浇透全身。

我们年轻的教授站在台前，用江西口音讲演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大家像他一样瞪大了眼睛，因为我们终于趟过粗糙的《伤痕》，进入令人兴奋的1980年代。然而，那天登场的并不是我们都期盼着的北岛和顾城，或者教科书上连篇累牍的余华与莫言，而是一个委顿于角落里的名字——汪曾祺。

啊哈！教授涨红了脸，皱纹将眉毛托举在额头上，很高兴的样子。一条中断了三十年的传统终于衔接起来啦！他像个孩子那样叫嚷，双手不禁抬起，做出穿针引线的动作，远远望去，像个被《命运》击中的指挥家。

1940年代，沈从文一代在西南联大造就的文学传统，复活了。他环视着我们，眼中的火焰却逐渐暗淡下去，他看见我们正一齐愕然地望向他。西南联大？

前面一个学期，教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是位研究女性文学的老学者，他的兴致在丁玲和张爱玲，日日苦口婆心地劝诫女同学一定要争取经济独立，然后才有人格独立，万不能困在家里做主妇。那时，“鲁郭茅巴老曹”的排行还无人敢去调换，沈从文在他口中，不过是倏忽而去的一行白鹭。

年轻的教授点着头，用牙齿咬住下唇，仿佛受到极大的伤害。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个字，粉笔在黑板的挤压下像被鞭挞的烈马那样嘶鸣，断为两截，坠在地上。

时光猛然便倒流了四十年。吊扇呼呼扭转的光影，轮盘一样指向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穆旦和他们的西南联大。

那个下午过于奇妙，以至我时常想不清楚它究竟是否发生过。年轻的教授像汪曾祺回忆里昆明图书馆的那个管理员，拥有一个并不走动的座钟。上班的时候，拨到八点，过两三个小时，便起身将它拨到十二点，冲围坐看书的人们喝一声，“下班了！”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臃肿的年轻教师，惯常的微笑从他脸上迅速褪去，他不停地擦着汗，全然操纵了时间。

曾对1980年代文学俯首称臣的我们，不敢相信他所讲的一切，究竟是一段历史，还是盘古开天、夸父追日那样的上古神话。我们的历史太长了，有那么多暧昧不清的古往今来。在漫长的前大学时代，我们熟知《最后一次讲演》的演讲技巧，牢记陈寅恪、朱自清这些可能会出现在考卷上的名字，每个孩子都盯着志愿书上北大和清华的空格两眼放光或黯然神伤，在老狼的歌声中闭着眼睛揣想白衣飘飘的年代，却从来都不知道，曾有一座叫做西南联大的学府，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闪耀如星汉倾城。

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黑色石柱上的白字，与六年前黑板上的白色粉笔字，重合，叠化。那么触目惊心的，我被推到它面前，形同被捆上绞架的未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