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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理学的衰退，并不始于乾嘉汉学鼎盛之时，而在此前已显露出来。乾隆帝于五年的诏旨中说：“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原欲探圣贤之精蕴，为致治宁人之本。道统学术，无所不赅，亦无往不贯。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清高宗实录》卷128，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6页)乾隆初年，乾隆帝已在感慨“究心理学者盖鲜”，因而要臣子们切究宋儒之书，精研理学，可见在乾隆朝之前，理学即在衰退。而乾隆初，治经者虽或援引汉、唐笺疏以为经书考据，但尚未盛行。乾隆九年，惠栋撰《易汉学》，专标汉帜，开乾嘉汉学风气之先。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戴震等人被延聘入馆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被称为“汉学家大本营”，于是汉学鼎盛，如日中天。由此看来，将理学的衰退归之于汉学盛行的挤压，也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一种学术的盛衰，固然有其外在的原因，但主要还在于自身的原因。经学考据，自康熙至乾隆前期，并未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提倡，皇帝所尊崇、宣扬的是程朱理学。然而二者的趋势却截然不同，经学考据不断发展，至于鼎盛，理学则日趋衰落。姚莹慨叹：“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复黄又园书》，《东溟文外集》卷1)问题需要从理学自身来找。清代理学，于学理无甚创新，多在于维护与阐释程、朱之说。对康熙帝尊崇程朱理学
产生重要影响的熊赐履，认为治学“只将《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书及宋、元、明诸儒语录从头细看，自一一了然，更不必去起炉作灶，架屋叠床，生出无限枝节”(《答刘藜先论学书》，《经义斋集》卷9)。理学名臣张伯行认为：“内圣外王之道，灿然著于六经，折中于四子，而发挥阐释于周、程、张、朱五夫子之绪言，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有志圣贤之学者，惟取六经、四子与夫周、程、张、朱五夫子之绪言，虚心学问，俛焉日有孳孳，而著书立说，不惟不可，亦不必也。”(《思辨录辑要序》)可见，乾嘉时，汉学兴盛而理学衰退，理有固然。道光后，理学虽有复苏，但重在经世，学理并无创新，仍只在程、朱脚底下盘旋。晚清名儒贺瑞麟说：“自孔、孟没，圣学失传。宋兴，人文再辟，周、程、张、朱之数子者，斯道大明，如日中天。后之学者，但当守其轨辙，不当另立门户，宗程、朱即宗孔、孟，非程、朱即非孔、孟。”(《李桐阁先生墓表》，《清麓文集》卷23)清代宗理学者在学理层面无甚创新，只重纲常伦理规条的应用，不可避免地会使理学丧失学术上的活力，趋于枯萎。
清代宗程朱理学者门户之见甚深。清初熊赐履撰《学统》，即为“卫道”、“明统”，以孔、孟、程、朱为道统正宗，排斥陆王心学。陆陇其、张履祥等理学名儒也都是尊崇朱熹，斥黜陆王心学。及至晚清，宗程朱理学的唐鉴、罗泽南等承袭陆陇其等人的风习，仍力排陆王心学，“同室操戈”未已。同时，宗程朱理学者对汉儒、汉学也予以抨击、贬抑。宗程朱理学者既排斥陆王心学，又排斥汉学，门户意气，无疑也会阻碍程朱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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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龚书铎
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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