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老舍也不能例外。虽然季羡林以老舍最后的投湖来说明，老舍“是决不会污蔑别人的，他的人格是站得住的，要不，他也不会去跳太平湖”。“如果说知识分子互相揭发，那怪不了知识分子，这账也不能记在知识分子头上，他们是被迫。”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般单纯、简单。

以批胡风为例，1955年5月25日，老舍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名义，与副主席张季纯、曹禺联名发表文章，拥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声明说，《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使我们更深刻地认清了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胡风的反革命面貌和手段，是何等的阴险和令人不能容忍！我们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开除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撤销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我们要求大张旗鼓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搞清胡风的政治背景”。

如果说这仅仅是一般的不得不“服从”的政治表态，那老舍写的《看穿了胡风的心》，就并非简单的表态文章了。首先，在与胡风交往的二十年时间里，他对作为老朋友的胡风就已经有“心地褊狭，目空一切”的印象。看了舒芜发表的“胡风信札”，才知道胡风是要“用铁筋皮鞭”毒打党内的作家和进步作家们，杀人不见血！他认为，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没人会有如此心肠。老舍从那些信札，还看出来胡风“是要镇压革命，去作文坛的暴君”！他有 “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

而且，老舍在看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第三批材料以后，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和《都来参加战斗吧》两文，认为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

难能可贵的是，即使胡风遭受了老舍如此的批判，当1999年胡风夫人梅志回忆起来，却仍然表示:“胡风对老舍始终是尊重的、相信的，就是当时写的什么，胡风也没有当回事。我们并不在意老舍当时对我们的批判，倒是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胡风吃了一惊，说，‘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

这只能来自于胡风对于至交好友的深刻了解，胡风认为，“舍予是经过了生活底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底‘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显得更凸出，更难能而且可爱。所以他底真不是憨直，不是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着的果子。他底客客气气，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现在大概大家都懂得那里面正闪耀着他底对于生活的真意，但他有时却要为国事，为公共事业，为友情伤心堕泪，这恐怕是很少为人知道的。”他理解“舍予是非常欢喜交友，最能合群的人，但同时也是富于艺术家气质，能够孤独的人”。他钦佩主持“文协”的老舍，“舍予是尽了他的责任的，要他卖力的时候他卖力，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要他委曲求全的时候他委曲求全……特别是为了公共的目的而委屈自己的那一种努力，就我目接过的若干事实说，只有暗暗叹服包在谦和的言行里面的他底舍己的胸怀。”

我想，一定是有了这份深深的心的相知，胡风才能在受批判过后，体会到老舍在“服从”的同时，还有“抵制”的另一面。否则，就无法解释胡风并不把老舍的批判“当回事”了。不是吗？就是同一个老舍，在批完胡风之后，竟敢在“鸣放”期间的1957年1月，居然像后来被打成“右派”的许多人一样，有胆魄提出，作家们“应该自由地写作和批评。那样会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批评和反批评都不该扼杀。头脑冷静的讨论可以更清楚地分清是非。过分的批评损害批评自身，因为真理并不赞成鲁莽。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出版一切有道理的东西，而不管作家属于什么思想形态——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只有坦率而公开的讨论才能鼓励不同的学派争鸣。争鸣的目标是发现真理；因此应该是自由的讨论，给每个有话要说的人说话的机会，而且要他们把话说透”。不过，这也正是陈徒手所说的，老舍的“放松、胆大仅仅限于1957年的初春，只在那年一瞬而过。或许在这前后他发过牢骚，发过脾气，但是让我们感念的依然是1957年春天老舍作为性情文人最为本色的直言，他隐秘的心境终被那年阳春搅乱，激情地涟漪了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