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

林徽因，这个徐志摩穷其一生追求的奇女子，终究没有许给徐志摩一个未来。她的家庭背景、教养，以及她天生的理智，都促使她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在浪漫洒脱的诗人与稳重儒雅的建筑学家之间，她一定要选择脚踏实地的那个。

林徽因的朋友费慰梅女士曾说过:“徽音对徐志摩的回忆，总是离不开那些文学大家的名字，如雪莱、曼殊斐儿、吴尔芙。我猜想，徐在对她的一片深情中，可能已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领她进入英国诗歌和英国戏剧的世界……同时也迷惑了他自己。我觉得徽音和志摩的关系，非情爱而是浪漫，更多的还是文学关系。在我的印象里，徽音是被徐志摩的性格、热忱和他对自己的狂恋所迷惑，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世故。他不过是父亲身边的一个女学生而已。徐志摩的热烈追求并没有引起这个未经世事女孩子的对等反应。他的出现只是她生活里的一个奇遇，不至于让她背弃家里为她已经选好的婚姻。”

多年以后，林徽因也曾对自己的儿女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同时，她的理性也能使她能够游刃有余地把握着距离的分寸，让自己永远理想的存活在诗人的梦里。

的确，徐志摩满脑子想的其实是他理想中的英国才女，那是他对理想爱情的一种投射——而林徽因毕竟不是曼殊斐儿或布朗宁夫人。那种镜花水月的爱情，固然是一种可贵的浪漫情怀，但少了理智的自制及对他人的体恤，亦使他本人深受其害。

时光暗换，当徐志摩与林徽因再见时，林徽因已与父亲的好朋友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了婚。金岳霖曾题“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对联赠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倒也贴切天成。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学生，在老师面前，除了克制自己外，还能做什么呢？

虽然如此，他们一起组织新月社活动，一起演戏，愉快地合作，常有书信来往。林徽因在北京西山养病期间，徐志摩经常去西山看望她，并帮助她发表了一些诗作。

1924年4月，六十四岁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和林徽因两人共同担任翻译，并精心安排这位贵客的行程。在北京欢迎泰戈尔的集会上，徐志摩、林徽因陪同左右，侧立两旁，当天北京的各大报纸都开辟醒目版面，渲染这次集会的盛况，其中李欧梵在《浪漫一代》中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岁寒三友图。”长者衣袂飘飘，一对青年男女宛若璧人，民国初年这如诗如画的一幕，至今仍传为美谈，引人无限遐思。

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也写到了这一幕，并且还说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话:5月20日，是泰戈尔离开中国的日子，老人对于和林徽因离别却感到遗憾，年轻可爱的她一直不离左右，使他在中国的逗留大为增色。对徐志摩和林徽因来说，这一次离别又有一种特别的辛酸味。徐志摩私下对泰戈尔说他仍然爱着林徽因。老诗人本人曾代为求情，但却没有使林徽因动心。泰戈尔只好爱莫能助地作了一首诗:

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徐志摩的爱情轶事，就在这一声叹息里划下了句点。接着，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去了日本，林徽因和梁思成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三年的时间里，“岁寒三友”离去如风，当徐志摩与林徽因再次见面的时候，已是四年之后。这期间，林徽因名花有主，她与梁思成用心磨合，营造了一份经得起反复推敲和多方考验的感情。而徐志摩怀着无限怅惘之心，最终也“使君有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