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生下了我。我是1944年出生的。我母亲，作为一名军人的太太，和我父亲过的是聚少离多的生活，家里的许多事情必须由母亲来承担，还要照顾小孩子，景况非常困难。她一度回到娘家，依靠家人接济，在外给人洗衣服。

后来我父亲在东北，又多了个妹妹。经过这些，有多可怜，外人是难以想象的。我母亲身体很不好，浑身都是病。1988年8月8日，我母亲去世。永远也忘不掉。她老人家这一辈子都没有享过一天福。

英缅军史莱姆司令曾经清楚地指出:刘放吾团长在仁安羌率领一一三团攻击日军。但是在后来的史料及博物馆资料中却鲜有提及到我父亲这名团长，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无从知晓这段历史的真相了。所以1963年才会出现轰动一时的“冒牌将军案”。

“冒牌将军”林彦章原来的身份有许多说法:有曾经与他一起做过事的国民党官员说，林彦章曾是前国民党的一个军官；他的老乡说，林彦章是高要县乐隆区马鞍乡人，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本质上是个粗人，嘴里冒出来的话经常是“炒虾拆蟹”一类，太平洋战争前，经常来往于省、港及高要、肇庆等地，干的都是“巡城马”（水客），信誉非常差，所以也没做多久。

林彦章当时住在昆明，结识了许多人。其中有一位名叫吴待旦，是新一军团长，曾经在滇缅战线中救过一名叫菲士廷的英军团长。这件事给林彦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位菲士廷在战后的1950年，成为了一名中将，并且是香港的三军司令。当时他在香港，每天要见到很多中国人，就时常想起那次战役中救他命的人，他说那个人叫林国章，而且四处打听这个叫林国章的人。

林彦章到港后听到这个消息，在冒充将军之前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他先是得知曾经在新一军担任过副师长的人当时正在开茶楼，就想方设法和他打交道，熟悉以后就把对方当副师长时的军服勋章等可以代表身份的物件全部借来，充为己用，同时还搜集了相当多的关于新一军的历史，尤其是滇缅战线中所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居然把当事人菲士廷瞒过去了。菲士廷以为眼前的林彦章就是当年的林国章，不仅帮助他做很多事，还和林彦章拍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就成了林彦章四处活动的“金字招牌”。

1963年3月，林彦章在新界声言要集资1000万，说是要在当地开辟菲士廷新村，很多人信以为真，但是林彦章在招股方面惹来了麻烦，当局开始认为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就是因为这件事，林彦章的真实身份引起公众的怀疑和讨论，再加上媒体的不断参与和暴光，慢慢地就真相大白了。林彦章的谎言无法自圆其说，倒是引起了公众对仁安羌大捷这一历史事件的极大兴趣。

1963年10月15日，林彦章被遣往台湾，台北《民族晚报》的记者采访了林冠雄，他曾经和菲士廷在缅北并肩作战，因为菲士廷曾经在1945年称过他为“正牌将军”。但是林冠雄却摆手说，他并不是解救菲士廷的昔日恩人，双方只是盟友关系。

就在那个月，曾经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十四期的方宁，在香港出版了《孙立人将军与缅战》一书，书里提到了“冒牌将军”一事。他在书里写到:“新三十八师团长级以上的长官姓名中，固然无‘冒牌将军’某某人，即香港报道所载‘林国章’团长云云，在全师的营连长中亦无此名。至于当年由孙将军亲率解仁安羌之围的刘放吾团长，于部队到达印度后，即由孙将军报送考入陆军大学特七期受训，毕业后调新七军为少将高参。一九四九年后，消息不明。假如他也能到香港的话，则名利兼收的新人物，应该是他，而不是什么冒牌某人了。”

后来，有一家报纸也刊登了我父亲的专访，主标题是“光荣战史从头说起，真假将军揭谜底”，而副标题是“缅甸平墙之役我部驰援英军，刘放吾任团长救出了菲士廷”。曾经在一一三团担任第一营营长的杨振汉也站出来说话，他说，虽然菲士廷对我父亲非常感激，但是因为是在战场上，各方阵营的移动性都很大，所以他（菲士廷）和我父亲始终未曾见过面。为什么会出现“林国章”这个名字？杨振汉回忆中好像说过，当时英、美军中常常提到我父亲的名字，而外国人口中的“刘团长”三字被误以为是名字，而事实上在中国远征军中并没有一个叫林国章的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