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明代的解缙，宋代的欧阳修，这两位乡党，在学问和著作上，也是可以相互媲美的。欧阳修修的《新五代史》，与宋祁合修的《新唐书》，为清朝官定的《二十四史》之一种，自然也就有不朽巨谳的身价；而解缙，他主持编纂的22877卷、11095册、合计3.7亿个汉字的《永乐大典》，尽管散失殆尽，但在清代《四库全书》没有问世之前，这部史无前例、极其庞大的类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也是举世公认、罕见其匹的。

虽然，朱棣派了他的军师、高参——姚广孝挂帅《永乐大典》，但具体的编纂重任，是由穷尽经典图籍、阅遍千古文翰的解缙来承担的。其博学，其睿智，其气魄，其精力，你不能不钦服。这时，解缙也不过34岁，相当于如今的青年作家刚成名时的年纪，你能不向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解学士脱帽致敬吗？

然而，实事求事地讲，解缙比之欧阳修，在文章的名声、诗词的成就方面，就差多了；在文学史的建树、文学思潮的影响方面，就更为逊色。无论如何，欧阳修矫五代靡颓文风、倡古文运动，和唐代韩愈一样，“文起八代之衰”，是得到千古定评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歌赋，至今仍传诵不绝，甚至几首信笔拈来的小令，也写得风致妩媚。

而解学士，真替他抱屈，除了那部破碎残缺的《永乐大典》，他的名篇是什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他的文学主张又是什么？恐怕除了专门研究者外，大多数中国人便了无所知了。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才高见嫉，不是老天爷要你死，而是皇帝不让你活。你纵有三坟五典在胸，锦绣文章在口，出手珠玑，落墨华彩，倘若脑袋一掉，这些才华也随之成为一抔黄土。

想想这些早早死于非命的天才，青冢枯草，杜鹃啼血，那是很令人黯然神伤的。

如果才华横溢、聪明透顶的解缙，此生只当一个纯粹的文人式官僚，或者官僚式的文人，第一，他不会死得那么早；第二，多活若干年的话，“庾信文章老更成”，其文学成就也许不亚于欧阳修，没准会后来居上。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端起来总不撒手，而且喝起来总是没够。于是，纵使满腹经纶、才气横溢、禀赋优异、天资卓越的文人，只要玩政治，最后无不被政治玩，这也是一个规律。

因此，文人搞政治，面对这杯苦酒，大致有三种饮法:

第一种，聪明一点的，浅尝辄止，见好便收，激流勇退，金盆洗手；

又一种，不那么聪明的，越喝越多，越饮越乱，不能自拔，无法收场；

再一种，觉得自己聪明、其实并不聪明的，进退失据，内外交困，搭上脑袋，血本无归。

解学士，大概属于第三种，说不定还不在此列，他是一个成也政治、败也政治的文人。因为文人玩政治，属于票友性质，最好浅尝辄止，当真不得，尤其不能上瘾。可是像解缙这样聪明、机智、有眼力、善应对的知识分子，要他绝缘政治，远离官场，告别权力，息灭欲望，那是根本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