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数千年来叫作士或文人的知识分子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由于其心灵深处，对于权力，有一种亲和性，对于长官，有一种趋迎性，对于统治阶层，有一种依附性，对于名利场，有一种竞逐性，因此特别崇信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之说。他们矢志不渝，奔走终生，只要一息尚存，就斗争不止，期图以书为砖，敲开仕门。这种与生俱来、不教自会的本能，如蛾趋火，如蝇逐臭。

于是，凡文人当官者，或想当官者，无不处于这样的蝇营狗苟之中。没做到官者，内心空落落的，惶惶不安；做到了官者，生怕坐不稳当，惴惴不安；做了不大的官者，要往上爬、往上攀，怵怛不安；官做大了者，又怕高处不胜寒，忐忑不安。总而言之，那按捺不住的“入仕”情结，那百折不挠的“为官”情结，既痛苦，又渴求；既煎熬，又贪恋；既战战兢兢，又屁颠屁颠；既清高不屑，又乐此不疲。

然而，“学而优则仕”，谈何容易？这一句话，包含着“学”、“优”、“仕”三个层次，它们不是必然的步步登高的阶梯，而是残酷无情的、不断淘汰的过程。由“学”而“优”，犹如蚂蚁上树，能爬到树顶的“学而优”者，少之又少；由“优”而“仕”，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掉进湍急的河流中成落汤鸡，成溺死鬼者，多之又多。因此，能够过桥的“优则仕”者，每朝每代，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而解缙学士，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

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这位解学士，遭遇过朱元璋、朱允、朱棣、朱高炽祖孙三代共四位皇帝。固然，一方面可以说，他把这些皇帝给玩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无论你怎么精明，最后的结果还是皇帝把你给玩了，这也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文人遭遇皇帝的必然下场。

《明史》称解缙“幼颖敏”，当非虚言。对他来说，取得功名，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几乎没费什么劲，就走完这个过程。

对于接获喜报、滑倒街头的新科进士解缙而言，最关键的不是马上能够得到官衔，也不是马上进入朝廷的要害部门。而是，他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特别垂青，特别关爱，除他以外，有明一代，再无第二个。

为什么破格优待解缙，大概只有朱元璋自己明白其中的奥秘，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暴君，因为他几乎不会对文人网开一面予以优待。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一书中，写过一篇《病后杂谈》，其中谈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古代酷刑:“剥皮揎草。”即是将一个活人的皮生生地剥下来，然后塞上草。想象一下那行刑的场面，肯定是惨不忍睹。

在历史上，大概只有一些杀人如毛的暴君、酷吏、流寇、盗贼才下得了这种毒手。然而，在明代，从朱元璋开始，有好几任皇帝都曾正式地采用过这种野蛮刑罚。堂堂大国的统治者，到了如此失却人性的地步，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很少见。

现在弄不清这位动不动就要杀人的暴君，出于什么动机，抱有什么心理，竟然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朱皇帝嫉恨文人，不知制造了多少文字狱，独对小小的解缙，天威顿霁，和颜悦色，恩渥备至，无限慈爱。试想，一只饿狼，伸出腥红的舌头，不是去攫食眼前的羊羔，而是表现出一副舐犊情深的样子，那实在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反常行径。

中国有无数的读书人做过鱼跃龙门、一举成名的梦，但梦自己“仕”到如此高度者，很少。而解缙却是唯一的将这个会被他人斥之为神经病的梦，变为“甚见爱重，常侍帝前”的现实。于是，帝王宠遇，朝野侧目，直让一干人羡慕得不行，嫉妒得不行。因此，可以想象，少年意气，春风拂面，这个政治和文学的双料明星，该是如何地风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