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朱镕基同志相识是在20年前的1980年，当时朱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我是经济日报副总编。经济日报社当时与国家经委同在西黄城根九号院（中南海西院）办公，我们见面比较容易。国家经委党组经常开会，朱出席，我列席，我们每每坐在一起，话起家常。我俩同年，1947年同时高中毕业，他从长沙考入北平清华大学，我从北平考入广州中山大学。1947年同时参加革命。因同是知识分子，有共同的经历和语言，我俩恰巧又都喜欢京剧，谈资很多，感情十分融洽。每当张劲夫、吕东主任宣布开会时，谈话才终止。

后来，朱出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长，见面少了。我听说他上任后，雄心勃勃，励精图治，正在大干一场，因而很忙。有一次他的老领导吕东主任、袁宝华副主任到了上海，他居然没有时间会面，只是在一次会议上三人见面，他拱拱手，请两位原谅。他对己对人都十分严格，佳话很多，上海人戏称电视上只有两个人没见过笑容，一是中央台的罗京，另一就是朱市长。

1986年末，我奉调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原建材部），出任中国建材报社长兼总编辑。大约在1990年春季，我出差到上海。我的老部下、经济日报上海记者站站长陆继农告诉了朱市长，他当即决定次日上午接见我。那天，上海下着大雨，在经济日报记者陆继农、中国建材报记者李维雄陪同下，我乘坐上海市建材局的汽车来到康平路朱的办公处，他正在主持一个有六十多人参加的会议，听说我的到来，他把会议停下来，到会客室满面笑容地同我握手，并畅谈别后种种。他谦虚地说:“我不会工作，每天只有一个字，‘忙！’几乎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说，我们的青春浪费了多少！现在要抓紧时间多干点事！他说，你办建材报，能多接触一些企业和职工群众，要多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最后，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大城市多盖高层楼房利弊如何，可以研究一下。遵照他的意见，我回京后，中国建材报就此展开了一次笔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