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十年的国共两党能够摒弃前嫌，携手第二次合作，是经过多轮艰苦谈判才达成的，其中在庐山进行的两轮谈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1937年5月，江南已是赤日炎炎了。蒋介石5月27日便上了庐山，他要在这里迎接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与他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第三轮谈判。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侵华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的节节退让以及对中共军队的连年征剿，引起全国人民和部分国民党官兵的强烈不满。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国民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亲赴西安，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极为艰苦的调解、斡旋工作，终于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2月24日，尚被扣押的蒋介石在西安与周恩来会晤，口头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不再发生内战等条件。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四项保证中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重要内容。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在西安正式举行。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进行了第一轮谈判，在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地位等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1937年3月中旬至4月初，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在杭州与蒋介石、顾祝同、邵力子进行了第二轮谈判。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内阻力很大，是不是可以不提国共合作，只提共产党和他本人合作。周恩来认为这样做会缩小共产党的威望和影响，不能同意。蒋介石没有坚持他的意见，希望周恩来回延安后，拿出一个具体可行的合作共同纲领，然后再到庐山去继续谈判。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周恩来就要来庐山了，这次谈判能不能达到目的，蒋介石心中实在是没底。他知道这位昔日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是容易对付的人物，在原则问题上决不会轻易让步。几天来，蒋介石和党政军高级官员商谈了多次，问题的关键是共产党的军队。长期从事政工的贺衷寒、朱怀冰等人再三提醒蒋介石，现在的共产党已非10多年前所能相比，共产党现在虽然只有4万主力和近10万地方武装，暂时还难和国民党200万军队抗衡，但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大都是在10年内战中磨炼出来的，极具战斗力，一遇到有利条件，就会迅速壮大，切不可低估，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不能控制和掌握中共的军队，任其发展，只恐养虎成患，终被虎伤。顾祝同、何应钦等提议将红军分散安置到各个战区去，使他们孤掌难鸣，如果中共坚持要整体改编，则要尽力压缩人数，并由国民党派人任指挥主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红军，到国民政府来任职。蒋介石认为这些部属的分析都很有道理，但他深深知道，今日的共产党决不会在军队问题上让步，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实行两党的合作。

二

1937年6月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上了庐山，下榻国民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上将的公寓。周恩来带来了经过中共中央反复斟酌、在很多重大问题做了让步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纲领主要内容有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等。

然而，当6月8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举行会谈时，蒋介石却根本不提周恩来递交的《纲领》，只是提出要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具体办法是：“一、国民革命同盟会由我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我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对其他各党不必谈合作。”很明显，蒋介石关于成立“同盟会”的做法，是首先要从组织上将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减弱甚至消除共产党对其军队和边区政府的独立领导权，一切服从于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蒋介石亦即国民党的领导。

周恩来听了之后，心中十分不满。他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平静地反问道：“本来，是蒋委员长在杭州要求中共先提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我们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充分考虑到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态度和意见，反复权衡利弊，拿出了一个纲领，却为何又撇开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