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披露蒋介石为改好色毛病所做的种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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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色欲不惟铄精,而且伤脑,客气亦由此而起。”
3月30日:“邪念时起,狂态如故,客气亦盛,奈何奈何!”
4月17日:“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
6月27日:“色念未绝,被累尚不足乎?”
7月2日:“抵沈家门,积善堂招待者引余等入私娼之家,其污秽不可耐,即回慈北船中栖宿。”
当年7月3日,蒋介石遇见旧友陈峻民,畅谈往事,蒋自觉“旧行为人所鄙”,因而谈话中常现惭愧之色。这以后,蒋又下了决心,日记中多有自我批判、自我警戒的记录。8月7日日记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 可见,蒋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念头,因此“为众所鄙”始终是蒋介石心头的梦魇,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检点。8月9日日记云:“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23日日记云:“午后,神倦假眠,又动邪念。身子虚弱如此,尚不自爱自重乎!”①
当时,“吃花酒”是官场、社交场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其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谓“三陪”中的“陪酒”。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①11月6日蒋介石寄住香港大东旅社,晚,再次参加“花酌”,感到非常“无谓”。这些地方,反映出蒋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进一面。
1921年全年,蒋介石继续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其日记有如下记载:
1月18日:“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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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天石
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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