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死后，斯大林早已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和象征，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言人。而今斯大林突然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独裁者和残酷无情的暴君，这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损害共产党人的形象，给西方世界提供他们求之不得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然而，做事一向情绪化的赫鲁晓夫丝毫没有考虑到这种严重后果。他明明知道“我们不能将武器交给敌人，不能在他们面前暴露我们的脓疮”；但又相信“大会代表们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

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只是在苏联党的代表大会上作这个秘密报告，而不让各国党知道，事情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果。至少，秘密可能会保守得更长久一些，它对各国党，包括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也可能小得多。但是，赫鲁晓夫会后那个心血来潮的决定，使得这种震动迅速波及到整个世界了。

还在大会期间，当发现苏共中央有批评斯大林的意图之后，中共代表团就急电北京询问如何应对。中共中央当时的答复是：会议照常参加。

28日，赫鲁晓夫特别约见了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等，就秘密报告产生的经过及其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必要性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还远不止报告所揭露的那些。尤其是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斯大林过分依靠镇压和剥夺的方法，对苏联的农业生产和工农联盟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朱德按照代表团商定的意见，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不过，他私下还是对苏联方面讲过：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不仅属于苏联共产党，也属于各国共产党，你们对他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而不同其他党商量，这不合适。

中共代表团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副本后，很快就由邓小平、王稼祥带回北京，并译成中文大字本，分别提交毛泽东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处3月17日即开会讨论秘密报告，交换看法。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破除迷信，敢于揭盖子，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所有与会者也对赫鲁晓夫如此草率，并且是如此不全面地谈论斯大林的功过问题，表示了忧虑，担心一旦消息泄漏就可能捅大娄子，给资产阶级提供攻击共产党人的严重口实。此即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当时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中共中央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就在书记处召开会议的几乎同一天，即美国时间3月16日，《纽约时报》驻东欧国家的记者就发出报道，披露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消息。18日，毛泽东刚得到新华社的这个通报，就紧急召集书记处成员开会，商量对策。与会者对赫鲁晓夫这种不顾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大局的行动表示出更强烈的不满。会议最后得出结论，既然秘密报告泄露，势必出现严重的负面效应，中国党必须准备公开表态，同时也好在舆论上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正确引导。

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研究应当如何表态等问题。毛泽东明确认为，必须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写文章，进行补救。也就是说，要从正面讲清楚，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所犯错误是共产党人勇于解剖自己、改正错误的表现；犯错误是难免的，而不论斯大林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他也还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31日，刚刚从莫斯科开完二十大回到北京的苏联大使尤金拜见了毛泽东，特地询问了毛对赫鲁晓夫报告的看法。毛泽东表示，在批评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国人不好先说话，现在问题由苏联党自己揭露出来，是件好事。接着，毛泽东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他对斯大林由来已久的不满。按照他的说法，斯大林从1926年起，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就犯了不少错误，其中包括：1926年过高估计国民党；30年代不考虑中共意见，对王明偏听偏信，通过共产国际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45年抗战结束时坚持要中共同蒋介石罢战言和；直到中国革命胜利，仍怀疑中共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认为毛是中国的铁托；毛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还不光彩地讨价还价，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