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现存的档案史料看到，学生被逮捕后，仿佛是一石激起千重浪，社会各方反应强烈。对于当局来说，如何处置这些被捕学生如同是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敢说此事处理的结果，会不会成为事态更加严重的导火索。

对于学生这一边，自己的同学被逮捕，生死未卜，必须积极营救。对于被捕学生的校长来说，自己学校的学生被捕，就如同自己的孩子被逮捕一样，既是焦虑，也是痛心。5月4日的夜晚，是一个不眠之夜，各方都在考虑着对策。

当天晚上，国务总理钱能训将内阁各部部长召集到家中开紧急会议，商讨对付学生的办法。这些大员们意见不一，吵来吵去，在处理学生问题上，各自都打着自己的算盘。有的主张将参加此次游行的学校一律解散，有的主张将各校校长免职，还有的主张对学生大逮捕。

与此同时，总统府也在秘密集会。大总统徐世昌和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主张对学生运动不应操之过急，而要采取怀柔、软化政策。而操实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徐树铮、段芝贵等及曹汝霖、陆宗舆等人则主张对学生运动要严厉镇压。段芝贵甚至叫嚣:“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

学生被逮捕到警察厅，司法部门的要员们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据当时的报道说:“四日当学生被捕至警厅后，诸要人即在警厅中开一紧急会议。列席者有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次长曾毓、大理院院长姚震、警备司令段芝贵、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人，会商处置学生方法，众议不一；有主张最激烈者，立送交大理院审究主使。”

而也有人向警察总监吴炳湘举例说:“日本国务总理桂太郎被殴及民国五年公民团扰乱议院事，皆未移交法庭。这件事可以借鉴那两件事的处理方法。”最终，吴炳湘采纳了这项建议。

各校学生回到学校后，发现有同学没有回来。学生们多方打听，方知同学被捕。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5月4日当天，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段锡朋、钟巍、刘翰章即来到警察厅投案 ，并为被捕学生送食品。警察厅讯问三人后，将其放回。临走段锡朋给被捕学生留下一封信，鼓励同学要以乐观的精神看待，同时表示蔡元培和王宠惠先生会设法营救学生的。

为有效地组织同学的营救工作，当晚北京大学便成立了学生干事会，黄日葵、邓中夏被推为干事。

第二天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聚集北大法科的大礼堂，召开会议。大会决议自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各方面，请其支援。学生们宣布罢课的理由:“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理由之一。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拘同学亟宜营救，群体奔走，无心学习。理由之二。”(本文来源:北京青年报 )

下午，各校学生又在北大法科召开了全体联合会。学生代表们向全体同学传达了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和坚持罢免曹、陆、章等卖国贼的要求。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十几个学校的校长团也来到大会会场。蔡元培激动地对同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学们，你们今天的行动我是完全同情和支持的。被捕的同学，我当联合其他各校校长，全力营救！”但是，蔡校长对同学们实行总罢课的做法并不赞同。可是，学生们没有采纳蔡校长的意见，仍然坚持罢课的决定，不达到“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目的，誓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