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革是不行了

趴在历史的门缝边缘，看一个王朝的花开花谢盛极而衰，最明白的看法是从它的开场看起。其实，北宋这个王朝的开场是非同寻常的。

就像京剧舞台上的亮相，赵匡胤一上来走的就不是常规的路子。他半推半就地让那件黄袍披在自己身上，咿咿呀呀开唱一段霸王戏，一个王朝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开张了。

好在赵匡胤的全局控制能力比较强。他带着赵式的非典型性思维，带着陈桥那些有功之臣的理解与不理解，急中生智地演绎了杯酒释兵权，强行“排除”了一个帝国臆想中的危机。这样精彩的桥段，看客是不得不齐声叫好的。

当然看客始终还是捏着一把汗。因为真实的危机依旧存在。西夏、契丹还有南方的那些小国，在随后的五十多年里，它们一直像定时炸弹一样，时刻挂在北宋的头部、腰间以及其他敏感部位，令这个王朝到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是这些，演员赵匡胤都已经无暇顾及了。作为一个开场的头角，赵匡胤可以说不落俗套地完成了他的表演。至于他的子子孙孙们能不能将戏接着演下去，并且演好它，这要看他们的演技如何，他赵匡胤是不想管也管不着了。

没想到接下来出场的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以及他的皇子皇孙们。他们依次出场，开始了中规中矩的表演。但是他们的表演大多乏善可陈，看得看客们昏昏欲睡，直到1067年，19岁的宋神宗坐到了这个位置上。

宋神宗时代的北宋已经是内忧外患了，但是19岁的宋神宗却想有所作为。

因为19岁是激情洋溢的年龄。

年轻的宋神宗充满豪气地问年长的宰相富弼:国家怎样才能富强？边患何时可以尽除？富弼却向他叹气:皇上刚刚即位，应该布德行惠，这个国家20年之内最好不要打仗，我们打不赢也打不起啊。

因为国家军队里到处都是“注水兵”，所以打不赢。“注水兵”说起来由来已久，北宋一向执行“荒年募兵”政策—荒年时饥民激增，为了不让这些饥民造反，政府决定花钱买平安，把他们都收编入军队，但他们光吃粮不打仗，便形成了“注水兵”。神宗时的国家军队多达150万人，却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稍有战斗力的都被派出去布防西夏、契丹还有南方那些小国的进攻了，剩下的就只能靠国家养着。打不起是因为国库里没钱了。国库里的钱主要有两大用途，一是养兵，二是养官。北宋的官员队伍比较庞大，真宗时有一万多人，到仁宗时就达两万五千人，最后到神宗这儿就突破三万人了。虽然政府几次喊着要精简干部队伍，可每次精简过后，人数不减反增。庞大的官员队伍使北宋的财政负担不堪其累，再加上特权阶层合理避税，国库要不空虚那是不可能的。

宋神宗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走到了一个拐点上，不改革是不行了。

但是改革就能救国吗？北宋的改革说起来也不是自神宗始，若干年前就有范仲淹改革了。但范仲淹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在当时的体制内太极拳根本就掀不起什么波澜，很快地，他就收手了。仁宗时代的包拯则以三司使总领的身份厉行改革，他在调查了全国范围内土地兼并情况之后，提出要重新丈量土地的口号，目的是让大地主大权贵们如实交税。但是包拯的口号没有被落实，这个喜欢使铡刀的铁面高官痛苦地发现，很多人对他的改革举措阳奉阴违。大地主大权贵们团结起来跟他干，而仁宗总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结果包拯的改革无疾而终。

由于改革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以激情始以党争终，从而成为官场生态新陈代谢的促进剂，于是北宋王朝的改革在神宗时代就成了一个人人避谈的关键词，只有神宗自己还对它充满极大的热情。

这个时候，王安石开始声名鹊起。

王安石是改革派的理论大师，以大谈改革为荣，以墨守成规为耻。

最重要的，他有白眼向天的性格。一向生活在理想和逻辑世界当中，追求完美，不通人情世故，也不屑于人情世故。

这样的性格，神宗喜欢—因为一个过于讲究人情世故的人，是不能做改革者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神宗的性格和王安石有点像，喜欢充满激情地做一件看起来很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