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状况直到毛泽东对文字改革有明确表态才有所改变。1950年5月1日，毛泽东致信第一师范时的同学蒋竹如说:“兄作语文学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我虽未能同意，但辩论总是会有益的。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毛泽东的回信给建国后的文字改革方向一锤定音，即目前文字改革只作简化改革，至此简化字的整理和选定工作才真正开始。

反对简体字的网民认为汉字简化得毫无道理，是学者的“胡编乱造”，他们甚至编了几句歌谣来反对简体字:“爱无心”(愛)、“龟无脚”(龜)、“龙匕首”(龍)、“门开裂”(門)、“厂倒闭”(廠)、“灯白丁”(燈)等等。对于这些对简体字类似于恶搞的批评，苏培成表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1956年的汉字简化基本上是采取“述而不作”及“约定俗成”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是把民间一直在使用且范围比较广泛的简体字搜集起来加以整理和公布，“而并不是少数学者的闭门造车。”

1952年3月，“汉字简化表”第一稿拟出，选定简体字700个，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认为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字的数量也要减少，一个字要能代替几个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3年底文改会拟出第二稿，但这次又被退回，理由是简体字字数太少。两个月之后，第三稿拟出，收录1600多个简体字。这一稿引来多方关注，反映最强烈的是印刷部门。50多年前，印刷还是铅字排版，一下子公布1600多个简体字，就意味着印刷厂要改1600多个铜模。加之每个汉字都有各种字号和宋体、仿宋、楷体等各种字体，要改的铜模数量就更多了。当时，全国能刻模坯的工人只有20人，每个工人每天只能刻十几个模坯。短时间内改动这么多铜模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后文改会又根据各方意见对简化方案反复更改几稿，直到1955年10月，方案才得以通过。最终《汉字简化方案》确定了517个简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化字在《人民日报》予以公布，正式在全国推行。

现在我们经常能在一些40、50岁左右中年人手写的便条中看到一些缺胳膊少腿、奇形怪状的字，如“上亍”、“仃车”、“干卩”、“豆付”等等(实为“上街”、“停车”、“干部”、“豆腐”)，对这些字我们都需要费劲猜测才能大约明白什么意思。这些字并不是这些人文化水平低而写的别字，实际上它们是建国后第二次文字简化后的简体字。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社会公布，共收入简体字848个。这次简化字在简化字形的同时，还精简了汉字的数量，如“龄”简为“令”，“帮”简为“邦”，“副”、“傅”、“腐”简为“付”，“街”简为“亍”，“停”简为“仃”，“舞”简为“午”等。但这次简化字的推行却并不成功，遭到了很多人的强烈反对。周有光、王力、胡愈之等人批评这种文字比例失调，难看之极，一味追求简单而失去了汉字的风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记得，自己当时曾发表过一篇研究陆游的论文，陆游的游是写成“氵”加“尤”的。“那一次实在太过，不像汉字了，而且简化得毫无道理”。半年之后，即1978年7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停止试用这批简化字。公开解释是《草案》是“试用”，“试用并不等于正式推行”，“现在，《草案》已进入修订阶段，大规模的试用可以告一段落，所以在报刊上就停止试用了。

对于建国后的第二次汉字简化，苏培成表示，这批字之所以受到诟病的关键是为简而简，人为新造了很多字，普遍性不强。“而且方案的拟定和公布过程非常仓促，不像‘一简’那么慎重，很不成熟，所以它最后的被废止也不奇怪。”

第二次简化字:产量翻几番。

第二次简化字:英雄洞。

第二次简化字表。这些简化字都被废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