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计和偿还办刊所欠债务，1929年8月，由徐志摩推荐，沈从文接受胡适的聘请前往吴淞中国公学任教，胡也频到济南中学教书。不久，胡也频因在济南从事进步活动，被山东省政府通缉，被迫折回上海。接着，胡也频和丁玲双双加入“左联”，胡也频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推选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代表。1930年秋，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沈从文经他和徐志摩介绍，到陈源任院长的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担任新文学研究与小说习作课程的教学。1931年寒假回上海，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再度重逢。胡也频曾劝沈从文和自己一道，从事进步的文学实践活动。“想得透彻”的沈从文，迷惘于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茅盾的争论，不愿违背出走湘西，寻求人生“自由”与“独立”的夙愿，始终与左翼文学运动保持距离，这不免使他和胡也频在信仰上产生裂痕。但沈从文仍然尊重并钦佩胡也频精神的雄强。1931年1月17日上午，胡也频来看望沈从文，说房东的儿子死了，他要送一副挽联，请沈从文为他拟好挽联的措辞，下午到他那里去写。中午，因一个同事约沈从文吃饭，两人在惠罗公司前暂别，沈从文看到胡也频穿得单薄，便把自己刚做好的一件海虎绒棉袍给他穿上。分手后，胡也频去参加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何梦熊主持召开的会议，不幸被叛徒出卖，与会人员全部被国民党军警抓捕。

沈从文第二天晚上才得到胡也频托人带来的信，叫他请胡适、蔡元培设法取保。沈从文将消息告诉了丁玲后，便同她一道找到了李达夫妇，经商量，请胡适、徐志摩写信给蔡元培，设法放人。接着，沈从文独自到南京，找邵力子想法，邵力子写信给上海市长张群，请求斡旋。沈从文返回上海，事情没得结果，他又陪同丁玲再到南京，找中统的陈立夫。无奈胡也频是军统抓的，营救行动搁浅，找律师又遭拒。探监的时候，沈从文陪丁玲到龙华监狱看望胡也频。一切营救都无济于事，1931年2月7日，包括胡也频在内的“左联五烈士”和其他革命志士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于龙华。

《记胡也频》沈从文著沈从文为营救好友胡也频，不仅两下南京，到处求人。胡也频牺牲后，他又从徐志摩处借得路费，冒着风险，以丈夫的名义护送丁玲母子回到湖南常德，乃至延误了返校的日期，丢掉了赖以为生的职业。其重情重义的侠义之举，令人钦佩。失去教职，沈从文只好留在上海，靠写作为生。这期间，他应徐志摩之邀，前往北京，重温了昔日他和胡也频、丁玲相聚的地方，故地重游，他写下了缅怀好友胡也频的纪实散文《记胡也频》。同年秋天，他应杨振声之邀，前往青岛大学任教。丁玲主编左翼文学刊物《北斗》时，曾向他约稿，他将《黔小景》寄去，发表在《北斗》第1卷第3期上。1932年夏，沈从文从青岛去苏州看望张兆和途经上海时，还去看望过丁玲。此时，丁玲已和冯达同居。沈从文认为他们气质不相符，冯达只是个“小白脸”，丁玲不以为然，两人自然无话可说。

半个世纪后，昔日亲如兄妹、情似红颜的一对好友，却因性格、信仰和文学观念产生误解，甚至反目。丁玲在80年代看到沈从文《记丁玲》后，对书中有关胡也频、鲁迅、“左联”的态度、与冯雪峰的“感情的散步”和冯达的同居甚为反感。出于意气，她在1980年第3期的《诗刊》上发表《也频与革命》，称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记丁玲》是沈从文“编得很拙劣”的“小说”。丁玲对沈从文的不满，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她在30年代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沈从文没有尽朋友(朋友之责未免过分，红颜之恨尚在情理，笔者注。)之谊，到常德去看望她的母亲和儿子蒋祖林(参见丁玲:《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其二，是沈从文在文中将她写成一个向往“肉体与情魔”(格雷泰·嘉宝主演的电影名)的女人。沈从文推断丁玲对他不满的原因也有二:其一，《记丁玲》及其“续集”对她“举得不够高”；其二，书中“不该提及对于现今还活在台湾的一个人(指冯达)的‘怀疑’。”(参见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人物》1990年第5期)。然而，作为异性知己，平心而论，沈从文当听说丁玲被捕后，并没有袖手旁观，他半个月之内写有《丁玲女士被捕》写于丁玲失踪11天的1933年5月25日，发表在当年6月4日的《独立评论》第52、53期合刊上。和《丁玲女士失踪》发表在1933年6月12日的《大公报》上。，为丁玲声援和鸣不平。当误传丁玲殉难时，沈从文还专门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以寄托对老友的哀思。他在小说中，通过黑凤、仪青和薄静的议论，侧面地赞扬了被捕遇害女子孙孟轲丁玲小说《孟轲》中的主人公，借指丁玲，笔者注。具有的“革命、吃苦”精神和“朴素”而“不矜持”的品质。不仅如此，沈从文还以纪实性的手法，写下了他眼中的丁玲和胡也频的生活、创作和情感的《记丁玲女士》1933年10月9日至12月18日的《国闻周报》上连载；1934年9月良友公司出单行本时改名为《记丁玲》，因政治原因，《记丁玲》只出了全文的前半部，1939年9月，又以《记丁玲续集》续出了后半部分。。这固然是为了满足读者对知名作家了解的愿望，可流露在字里行间的仍然是他们三人浓浓的情谊。何况，1936年丁玲从监狱出来后，沈从文还专门到南京去探望过她。解放初期，丁玲有过短暂的顺境，而沈从文，却因左翼文坛的严厉批判而走入人生的低谷，甚至一度陷入“灵魂的迷乱”。丁玲闻讯后，与陈明、何其芳一道去看望他，并以二百万元相赠，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参见陈漱渝:《人物》1990年第5期。)

丁玲复出后，公开指责沈从文是“胆小鬼、市侩”，毕竟有失大家风范。沈从文知道后，也感情用事，在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中不收《记丁玲》和《记胡也频》以示抗议。文人的恩怨可见一斑。是非曲直已随风而逝，留下的却是难以释怀的疑惑，为什么两性之间的情感，曾经是那么纯洁与真诚，到后来却是以哀怨收场。或许沈从文的感触是对的:“美丽总使人忧愁”。《沈从文自传》，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