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夜里12点钟，看押的人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审问”，要我交待所谓“自觉反毛主席和清华有个自觉反毛主席集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使我感到震惊和突然，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我说:“第一，我最崇敬毛主席，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来，从没反过毛主席，更说不上什么自觉反毛主席了。第二，我不知道也没听说过清华有个自觉反毛主席集团。第三，你们说我们党委有人交待清华有个自觉反毛主席集团，谁交待你们去问谁。”那些“审问”我的人拍着桌子骂我“不老实”，一个女学生横鼻子竖眼睛，怒不可遏，拿着记录本抖擞着说:“刘冰！你刚才的话都记在本子上了，板上钉钉儿，是你不老实的罪证。”一直审到凌晨2点钟，才让我回到房间。一连几天都是午夜12点“提审”。

有一天夜里“审问”我的时候，我听到距我不远的房间里有重重的鞭打声和惨叫声。审问的人说:“刘冰！你听见了没有？是什么声音？”我说:“这是拷打，是逼供信，你们用这个办法吓唬我吗？坦白地说，我不怕。”那些人接着真的打起我来了。他们用棍子、板子和拳头猛打了一气，我被打昏了，但我仍然坚持站立着，依靠着墙壁没有倒下。他们看到打对我没有用，就变换手法，一个姓孙的头头说:“刘冰，告诉你，我们已经把你的儿子抓起来了，他交待在家里你骂毛主席，这就是证据，你不交待，也能判你的罪。为了你的孩子，你也应该说吧。”我听到我的儿子被抓起来了，立刻难过得揪心疼痛。我冷静了一会儿，心想他们是用这个办法来攻心，我不能上当，要揭穿他们。我说:“你们抓未成年的孩子，用这个办法吓唬我，只能证明你们违犯政策，理屈词穷。”审问我的那个头头无可奈何地说:“看起来你是一个老顽固，真是顽固不化了。”这帮人几天来对我连续不断地“审问”，逼我承认自觉反毛主席，我当然要坚决顶住。我已作了死的准备，我估计他们会“狗急跳墙”，为了某种需要，可能要害死我。我想，必须要人们知道真相，不能被诬陷。因此，我用了很小的一张粉白纸条，写上:“他们逼我承认‘自觉反毛主席’，我没有，永世也不会反毛主席。刘冰遗言。”然后，我把棉被边折叠压缩，用手轻轻把缝在边上的棉线拉长，这样我的手可以从被边的缝中伸进去，直到被里的中央，把纸条夹在里边，然后慢慢放松让被边还原，不留一点痕迹。处理停当之后，我感到内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超常的坦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勇气和力量。

用拷打和威胁的办法他们失败了，就用罚站的办法，二十四小时不准坐、不准休息，让我站在屋子中央的大灯泡下，他们通过门中间的小空洞监视。我的脚腿都站肿了，为了同他们斗争，我躺在地下闭目养神，把两条腿抬高蹬在墙壁上或放在床边上，使血液回流，这样既可减轻腿脚的肿胀，又可得到全身的休息。他们发现后冲进房间，猛打我一顿；他们一离开，我又照样抬脚躺在地下，有时还能睡上一会儿。为了坚持斗争，我必须保存体力，就这样和他们斗争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拂晓，我不顾一切躺在床上睡熟了。一觉醒来，已是上午10点钟，睁开眼睛，桌子上放着一碗粥和一个窝窝头，房子里只有大灯泡还在发亮，一切都静悄悄的，这标志着他们已经失败了。我坐起来，大口地喝完了那碗粥，靠在床上啃着窝窝头又睡着了。12点半来送午饭的人把我叫醒时，嘴里还啃着没吃完的那块窝窝头。

在二百号度过了一周真正的囚犯生活，我准备迎接更加艰苦的日子到来，开始了室内锻炼，并要求每餐饭给我增加到两个窝窝头，如果不给，我就绝食，以示抗争。我要千方百计保持身体健康，作长期斗争的准备。突然，在第八天的夜晚，那个姓孙的头头通知我打好行李，准备离开。那些看押的人，鬼鬼祟祟，神神秘秘，还有点惊慌，在楼道上穿梭走动。我估摸不透他们又要干什么。过了一会儿，听到楼下有汽车马达声，头头大声吆喝着:“快！快把他们带上车！”接着他们用几层布蒙住我的眼睛，用电线紧紧捆住我的手，勒得两手全都麻木了，然后把我推到卡车上。车上已挤满了人，好像都是被捆绑着，我碰到背后一个人，也是双手被捆绑的。车上空气沉闷，没有人说话，只有那些手持长矛的人吆喝着:“人齐了没有？快开车！”汽车驶出二百号，跑到公路上，先向东跑了一段，而后向南开去，这是去北京城的方向。我估摸着车子已到了清河镇，但没有向西拐弯，却继续向南。到哪儿去呢！？突然车内有一位女同志大声呼叫:“救人啦！有人抓人呀！”接着一阵乱打，有个人说:“快拿毛巾捂住她的嘴。”另一个说:“狠狠揍，打死她！”车内乱起来了，那位女同志挣扎着，人们相互碰撞。看押的大声骂着:“妈的！动什么！不准动，谁动我揍谁。”听到了噼噼啪啪打耳光的声音……那位呼叫的女同志，声音好熟悉呀！是谁呢？我想了许久，判定是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饶慰慈同志。由此我断定车上捆绑的人，都是校党委和系总支书记以上的学校干部。车子飞速奔跑，我们上下颠簸，我的手被电线勒得不仅麻木，而且有一种难忍的热辣辣的疼痛感。我向看管者说:“我的手已经疼得不行了，你们给我松松行不行？”看管者说:“不行，你忍着点吧。”然后捅了我一拳。我说:“你们是哪家的政策？这样对待干部？”接着他们又捅了我一拳。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车子停了，好像到了一个灯光明亮、人声嘈杂的大院里，接着我听到“北航广播站”几个字从喇叭里传出，我判断这是航空学院无疑了。我们被拉下车，带到房子里，我住的房间有三张双层床，里面住满了人，我被分在门口的下铺。我说:“我的手疼得厉害，你们赶快解开吧！”一个人说:“给他解开。”我的手是解开了，但肿得厉害，两只手的指头都不能弯曲了，疼痛难忍，痛苦不堪，我请他们给我弄点热水泡泡手，他们根本不予理睬。我忍着疼痛，强行活动手指手腕，一个星期后才消了肿。蒙眼睛的布他们不给去掉，只是吃饭时才给解开。那时正是7月底8月初北京最热的季节，每天汗流浃背，汗水浸到眼里，严重损害了我的视力。在“北航”的七八天，什么事也没有，每天除了三顿饭，都是蒙着眼睛，生活在黑暗中。躺在床上听着“北航广播站”的播音，我想知道的清华的情况听不到，我不想听的，却没完没了地大吼大叫，听疲乏了睡觉，睡醒了又听，昼夜不停，天天如此。8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又被秘密押运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