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在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学校里武斗升级了。“井冈山”派和“四一四”派分别占据了教学区各高层建筑，用大刀长矛和自制武器相互厮杀。两派的广播台相互对骂，昼夜不停，特别是到了午夜，竞相加大音量，信誓旦旦宣示自己一派最正确、最忠于毛主席。当然，孰是孰非，群众自有公断，但国无法治，校无宁日，公断又有何用？！

5月30日凌晨，“井冈山”派“革战团”的一群人，押着我离开甲所，翻过第一教室楼后面的土山，绕过楼前的马路，转移到了旧水利馆楼上。从这天凌晨开始，两派整整打了两天。我透过窗子，看到对面建筑馆房顶上，远处大礼堂圆形屋顶上，都有头戴钢盔手持钢枪的人在匍匐、走动。白天，在我能看到的建筑馆和旧水利馆之间的路上很少有人行走，只偶尔有手持长矛的人从东面机械厂的平房处朝建筑馆跑去。夜晚，建筑馆、旧水利馆灯光昏暗，从礼堂的圆顶到清华园西北部，我能看到的远处一片漆黑，午夜划破长空的枪声和两派广播台的对骂声交织在一起，久久不停地在夜空回荡。我躺在楼板上体味着这阴森森的武斗夜景，好像在做着一场噩梦。

此刻，在教学大楼，在科研中心，在工厂车间，在东西两大操场，在教工住宅，在学生宿舍，人们或在愤怒，或在哭泣，或在议论，或在沉默，偌大的清华园没有一个平静的角落。在旧水利馆楼上待了三天，吃饭喝水都是我多次催要才给一点。那些“英勇的武斗战士”都在忙着打仗，对我的看管，自然就放松了。我在房间里可算自由自在，但思想沉重，时刻担心着学校的建筑物、教学仪器、科研设备处在被毁坏的危险之中。三天过后，“革战团”的一伙人押着我转移到了生物馆，关在二楼北边的一个房间里，给我布置任务学习“毛选”，写检查。

空气平静了几天，但从广播中听到，两派仍然在武装割据，构筑工事，战云密布。也许是他们太忙了，对我每天除送三次饭外，没人过问。从5月30日以来，已十多天与家人失去联系。为了免去家里对我的担心，我考虑尽快与家里取得联系，并尽可能让家里人知道，我被关在生物馆楼上。在我被关进甲所之前，我的家已经被迫从九公寓搬到学校最北边与清华附中隔壁的二宿舍，距离生物馆很近。现在我每天从生物馆二楼透过窗子眺望二宿舍上空，多么盼望能见到亲人啊！一天早上7点半，我从窗户朝下看，突然发现我的小儿子夏阳骑自行车通过河渠上的小桥朝南驶来。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幼稚的脸颊上蒙着愁云，两只眼睛四下张望着，似乎怕什么似的，慢慢行驶。我真想叫一声:“夏阳！爸爸在这里呀！”但我不能叫。我意识到孩子是到一零一中上学去。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和5点这三个时间我继续观察，发现12点20分，孩子经这里回家，1点半经这里上学，5点半经这里又回家。这样我每天几次可以看到他，精神上得到无法言表的安慰。

后来我又看到了我的另外两个儿子春阳和红阳路经生物馆后门前面的小桥，春阳穿了一双懒汉鞋，这启示了我，于是我写了一张纸条:“我需要洗换的内衣，鞋子也破了，给我买一双像春阳穿的懒汉鞋送来。”我的意思是让家里人知道武斗中我还平安，并说明我看到了儿子脚上穿的鞋子，这样家里人也许会从儿子走过的地方猜想到我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向“革战团”一位负责人说明我需要生活用品，把纸条交给了他，他答应把纸条送到我家里，等准备好了再给取来。纸条家里收到了，东西也送来了，但家里人始终没有猜到我被关在什么地方，因为儿子穿着那双懒汉鞋走过二宿舍周围远近许多地方，好几处建筑物都是“井冈山”派的据点。在生物馆待到7月上旬，这一段时间，除了基础课教研组造反派来“审问”过我一次并对我动武外，其他来人询问某件事或要我给写什么证明材料，都还讲理，没有侮辱之词。生活也较为安定，我除了学习“毛选”，在房子里一天三次进行身体锻炼，我立志不能把身体搞垮，要健康地走出牢笼。

7月中旬一天拂晓，“革战团”的头头把我叫醒，让我立刻整理行李准备转移。随后，一群学生模样的人手执长矛，让我背好行李，用绳子紧紧捆住我的胳膊，用毛巾蒙住我的眼睛，一个人抓住我的衣襟，要我跟着他走。出了楼门，过了生物馆到校医院去的河渠上的小桥，跑步过了西大操场，经过学生宿舍一、二号楼，绕过电厂，从清华附中校墙后的稻田里，把我押到北京体育学院门口。我听到那几个拿长矛的人小声嘀咕了一阵子后，拉着我跟他们走，透过蒙面毛巾，我看到是沿着体院的校墙转弯向北走。刚走了不远，后面一个人叫喊:“不要走了，停下来在这里等车。”于是那几个人用手摁着我原地坐下，先给我摘去蒙面毛巾，然后给松了绑。这时太阳已从地平线上露了头，火红火红的光焰，映衬着绿色的原野，晨风阵阵拂面而过，我的心情突然间舒展了许多，这大概是大自然神奇的魔力吧，我多么盼望自由啊！猛然，从体院门口校墙转弯的地方走过来一群人，渐渐看清楚那些人押着党办主任何介人同志和宣传部副部长林泰同志朝我走来，并要他二人坐在距离我很近的地方。我们互相看了再看，是战友形同路人，想说话有口不能言，这真是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那些人把我们三人用黑布条紧紧缠住眼睛，推到车里开上走了。这一下什么也看不见了。

车子飞速地奔驰，我们三人在座位上身躯紧挤在一起，表示战友之情，但谁也不能说话，因为前面座位上的人和开车的人是看押我们的“铁杆造反派”。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我熟悉清华和体院朝昌平方向的地形，凭我的感觉，车子是先向东而后向北，我猜到是向昌平方向行驶。我估计可能是把我们运往三堡——清华教工疗养所，到那里要路经昌平、南口而后顺关沟上山。听说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同志被蒯大富他们关在那里，也许现在正在遭受酷刑，但他不会知道他无辜的弟弟（罗征敷）已经被“最最革命”的蒯大富的同伙活活打死了，也不会知道我和何介人、林泰即将被投入“蒯司令”的三堡“牢房”。车子向北飞速地行驶着，约一个小时后，突然转向西行，跑了约两公里后又转向北，路一直较平，我感到这不是去三堡，因为昌平到南口最少也有三四公里，并且快到南口时要下一个大土坡，因此我断定这是到二百号（即原子能研究所）。果然不错，车子停了，一些人骂骂咧咧把我们拉下车，把我送到一个房间后，去掉缠眼睛的黑布，我认出这里是二百号的宿舍楼。那些人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说:“二百号。”那些人惊奇地骂道:“你这老家伙怪聪明呀，你怎么知道是二百号？”我说:“从参加工程规划讨论、看地皮，到参加开工奠基，直到建成，我多次到过这里，这些房间我都看过，你们骗不了我。”我住的这个房间窗户全部用木板钉住了，屋子正中央吊了一个一百瓦的大灯泡，到了晚上，通夜不关，照得眼睛发花。一张双层床，一张抽屉桌放在床边，床就是凳子了。门的上方正中间有一个筷子粗细的小洞，估计是用来监视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