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什么果断叫停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2008年12月22日 07:44《炎黄春秋》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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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图阿尔巴尼亚空军装备的歼击6、7等飞机基本上是中国援助的。

邓小平一向以果断强硬著称。在归还香港问题上,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毫无余地说“在主权问题上是不能谈判的”;在越南屡屡侵扰中国边境时,对日本客人说“要教训越南”;在面对阿尔巴尼亚的以怨报德,决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下面叙述邓小平为什么果断下令叫停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是1949年11月23日正式建交的。中国政府从1954年开始向其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 1960年6月,在共产党、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拉开了围攻中共的序幕。会议期间,惟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发言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 中阿 双边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国对阿的礼遇规格和舆论宣传突出拔高。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五大”。康生向大会宣读了贺电。会场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一恩维尔(霍查)”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从此,“世界上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恩维尔一毛泽东,哥俩同根生”的歌声响遍“山鹰之国”的四面八方。 中国进行“文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世界上表示支持的惟一执政党。

中国对阿援助基本情况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阿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 1966年,阿党政领导人对“文革”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并频繁地派高级代表团访华,一再要求我增加援助。同时,阿也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中国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一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多元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

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 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而霍查却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竞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

耿飚大使如是说 1969年5月16日,耿飚任驻阿大使。耿飚在回忆录中所述:“我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发现,在他们对我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值得赞扬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对于造 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也在赞扬之列。开始时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 耿飚强调说,“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同时指出:“阿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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