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春，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灾严重，革命军人自发组建“救灾义勇军”，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亲自担任了“救灾义勇军”的正长。这一史事因以往的研究著述语焉不详而鲜为人知——

“救灾义勇军”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清末民初不仅是中国政局发

生剧烈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以1911年为例，东三省当年鼠疫疯狂蔓延，死亡人数达五六万，与此同时，一场特大水灾席卷了长江中下游诸省，其中江苏、安徽两省受灾最重。在江苏，大水灌入南京城，学堂停课，商店停市，米粮绝迹。安徽南部各州县因山洪暴发，河堤决口，无为县更是化成一片汪洋，村落庐舍全被淹浸。无家可归的灾民或者蜷伏高地，或者麇聚小舟，渡江觅食者达数十万众。因饥饿难耐，灾区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寻觅倒卧路旁将死未气绝之人，拉至土境内，刮其臂腿臀肉，上架土锅，窃棺板为柴，杂以砻糠，群聚大嚼，日以为常。”（张廷骧《不远斋见闻杂志》）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清政府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担任筹办江皖赈务大臣，又派冯煦担任江皖查赈大臣，前往灾区查赈散赈。但是，由于国库空虚，赈款严重不足，更加以赈济效率低下，清政府在江皖的救灾收效甚微。就在无数灾民苦苦挣扎于死亡线上之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灾荒成为摆在革命党人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救灾义勇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为什么要冠名为“救灾义勇军”

1912年春天，江皖灾区依然一片汪洋，死亡枕藉，灾情极重。更有甚者，灾区有可能随时出现大量降雨，万一水涨潮高，已经不堪一击的灾区势必会发生更新、更大的险情，灾后新种的田禾也有可能重被淹浸，如此一来，灾民自救的希望也会被重新毁灭。在这个隐患重重的关键时刻，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军队自发地成立了名为“救灾义勇军”的组织，准备募集万名左右军人，奔赴江皖灾区，修筑长江下游千余里的被冲圩堤。为何要冠名为“救灾义勇军”呢？据当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40号登载的“救灾义勇军”总章解释说，该军队系为拯救灾黎、抢筑江堤起见，所筹“义勇军为发愤自愿，原就军籍中劝募服务，并非强迫成军，故定名为救灾义勇军”。换言之，集结军人中的自愿者成为这支军队的一个主要特色。

大体来看，“救灾义勇军”的发起反映了当时许多军人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的责任感。在江皖水灾的赈济过程中，许多国内外组织和个人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美国总统威廉·塔夫脱以红十字会会长名义为长江流域水灾劝募巨款，这件事尤其激发了中国军人的爱国激情。他们意识到，美国总统尚愿意“为我同胞谋救济之力，岂我中华民国反无一人焉挺然杰出，以谋救济万民乎”？尤其是当时清廷已经被推翻，刚刚脱离了专制主义压迫的老百姓仍然承受着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流离之苦，在这样的情势下，军人有责任发挥见义勇为、不惜劳瘁的特性，奋力投身于救灾事业当中来。本着这样的主人翁精神，他们感觉到，若论助赈捐资，军界恐积蓄无多，贡献不大，而在修堤防患方面，“我军人咸克效劳”。

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和陆军总长黄兴分别担任义勇军的正长和副长，“以督率筑堤之役”

尤其应当提到的是，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和陆军总长黄兴对“救灾义勇军”均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支持，他们分别亲自担任义勇军的正长和副长，“以督率筑堤之役”。根据孙中山、黄兴等人的设想，“救灾义勇军”应该抱定这样的宗旨:“军人抱铁血主义，以拯救同胞，故不惜牺牲一身，今则称此志愿，以赈救灾群、捍御水患，不啻杀贼退敌，服务虽异，救同胞之宗旨则不异”。也就是说，抵御水灾和沙场杀敌一样，都是军人发挥保卫国家这一重要天职的具体实践。

“救灾义勇军”还从参军资格、饷项、服从命令、功成奖赏、请拨款项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章程，显示了其组织的严密性和整体性。比如，在参军资格上，“救灾义勇军”以招集军人中的自愿者为原则，规定全国军人有愿意加入者，无论军官兵士均可报名，听候军长编制，跟段任役。因为系临时性的组织，参加者的位置等级与其原任等级相同；在饷项方面，义勇军中所有各军官兵的俸饷先呈报陆军部立案，再咨会各原军队，将该军官兵士应领饷项移交本军，参照给发；在功成请赏方面，堤工完竣后，由各军队官分别陈明军长，呈请政府照军营成例分别给赏。此外，“救灾义勇军”挑筑圩堤所用的器械等工具因为数颇多，禀请由政府发给特别款项。“救灾义勇军”尤其强调成员对命令的服从:“本军虽因赈救灾黎，由各军士奋勇投效，然服从命令为军界惟一至义，本军人员亦宜一律遵守。”

孙中山对“救灾义勇军”的支持从一侧面揭示了这位革命先行者对民生疾苦的极大关心

囿于史料及时间等原因，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关“救灾义勇军”具体的救灾实践及效果的文献，当然，这也可能与民初政局动荡、革命派缺乏实施其政治抱负的足够时空有关。从另一角度来看，孙中山对“救灾义勇军”的支持从一侧面揭示了这位革命先行者对民生疾苦的极大关心。事实上，在民国肇始、百业待举之际，对于江皖特大水灾，孙中山先后多次表达了他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和同情。他说:“江皖灾民愁苦之状，本总统无日忘之”。连年水旱之际，“本总统每一念及我同胞流离颠沛之惨象，未尝不为之疾首痛心寝食俱废也。”本着这样的忧民意识，孙中山连续在15个有关赈济安徽、江苏灾荒的文件上作了批示，在经费万分拮据的情况下要求“即行拨款救济”,并同意向四国银行团借款160万两,用于赈救皖灾。在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三天,孙中山还专门发布了《命各省都督酌放急赈令》,要求各地行政机关“教养兼施,工赈并举”。卸任在即,孙中山还要求袁世凯筹款救济灾民,继续他未完成的工作。

针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1912年2月1日《申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新政府成立之后，应当“力以救灾为己任，俾知中国政府对于人民自此负全责任，而与旧政府异”。这段话反映了人们对新政权在担当救灾重任方面的深切希冀。以“救灾义勇军”及孙中山的救荒实践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也的确在灾荒救治方面做出了一些积极努力，显示了与晚清迥乎不同的新气象。（赵晓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