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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鸣放”最热闹的时候，如梁漱溟、俞平伯等都曾接到过有关方面邀请他们参加座谈会的通知。不过，梁漱溟早在1953年已和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吵过一架，俞平伯则因《红楼梦》研究被批判过。或许有人以为他们会借此吐吐怨气，谁知他们两人都不肯参加会议，动员者无奈，只好作罢。两人于是逃过一劫。
还有一位，即“死老虎”沈从文。
1957年4月，《文汇报》记者上门采访沈从文，当时还表示要代他“鸣不平”——即开国之初他被郭沫若骂了一顿之后逐渐从文坛上消失的“不平”。然而沈从文却表示：“改行是自己决定的，有什么不平？”不久，北大新闻系的学生也上门来采访，沈从文却更加不悦了——他在介绍信上看到自己竟然与旧派小说家陈慎言、京剧演员“小翠花”(于连泉)并列在一起，自尊心受到打击，拒绝了采访。
两次拒绝采访，少了多少“故事”！此后，反右阵阵炸雷声中，沈从文也正好赴青岛休养，他从旁觑得真切，自己“平安无事”。“桃色作家”沈从文，继续做他的研究了。
另一个例子是史学大师陈寅恪。汪荣祖在《史家陈寅恪传》中说：“……他的身体和兴趣都不允许他参加政治运动，因而亦未被‘打’成右派。”
翁文灏、林斤澜：“沉默是金”
翁文灏此前同卫立煌一起，已被毛泽东视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从而与龙云、梁漱溟、彭一湖等区别开来，后者只是“养起来，让他们骂”。翁文灏此前在民革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大谈“整风十分必要”。及后，聪明的翁文灏忽然发现“风气已大变，鸣放之风已根本停止”，于是，他不再轻易发表意见(见《翁文灏日记》)，由此躲过一劫。
甚至，还有许多人根本就是“徐庶进曹营—— 一言不发”，当然他们也就因为“沉默是金”而无恙了。
据程绍国的《林斤澜说》(其中有一节《天可怜见——林斤澜与“右派”擦肩而过》)，作家林斤澜也早已在“名册”之中，当时和他同辈且稔熟的作家中已“有数不清的右派”，如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唐达成、王蒙、叶至诚、高晓声、陆文夫等，然而林斤澜居然“唯独‘漏网’”，何以之故？原来，当时北京“文联”秘书长要把林斤澜打成“右派”，可惜一番折腾，仍让林斤澜逃脱了，因为“专案”的结论竟是此人“没有材料”。不同于这一说法，邓友梅认为：“1957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要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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