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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小组组长会上讲话。他说：“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
1957年6月，毛泽东听取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民盟”及民主人士座谈会(5月8日至6月3日，共13次，以及25次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共有180余人发言)的情况，当他听到罗隆基讽刺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时，愤然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后来成了反右的重灾区。
此前“整风”中的一系列座谈会上，对执政党或多或少提出意见的民主人士，有张治中、邵力子、朱蕴山、黄炎培、许德珩、刘斐、王昆仑、邓初民、张奚若、陈叔通、钱昌照、李德全、翁文灏等。依照“情理”，他们大概难逃右派的“法网”。此外，马寅初、梁漱溟、傅鹰、梁思成、冯友兰、王芸生、萧军、陶孟和、竺可桢等人，他们或是早已“臭名昭著”的“死老虎”，或是在这次帮助执政党的整风中出了名的(即说过一些极其“反动”言论的人)，或在历史上就是右派。奇怪的是，他们居然在这场反右运动中平安无事、无恙无灾。
反右运动爆发前，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听说民主人士黄炎培、胡子婴等已从外地考察回来，怕他们在“鸣放”时出现问题，于是赶紧让孙起孟给他们打个招呼，叫他们不要乱讲话。黄炎培有幸被打过“招呼”，其子黄万里却被划为“右派分子”。毛泽东曾认为这是黄炎培疏于教育子女的过错，曾厉声对他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
后来毛泽东有过一个讲话，他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样呢？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么！”周谷城、张治中以及上述人物，他们政治上准确的身份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很明确的。笔者想要说明的是，这些“右派朋友”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时信手拈来点了几个人的名字，他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
邵力子、马寅初：“有惊无险”
1957年初，就人口问题提出意见的，除了经济学家马寅初，还有邵力子。邵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作长篇发言(后来还就“以党代政”问题发言)，当时他的主张还得到了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医学专家钟惠澜、杨崇瑞等的支持。有意思的是，无论马寅初还是邵力子，后来都没有被打成右派(宋云彬先生和杨崇瑞、刘王立明女士则没有这样幸运了)。就邵力子而言，可能是因他在历史上以“和平老人”和民主人士著称，且当时他曾对章伯钧等在文字改革问题上的观点进行过反驳，也就是说反右开始后，他转得快。相较之下，同为南京和谈代表团成员的刘斐就慢了一拍。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党外人士，听取他们对即将发动的“大跃进”的意见，当时邵力子仍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支持“节育”。毛泽东则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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