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任仲夷陪同邓小平在广州视察。
任仲夷
反对两个“凡是”获小平赞赏
关山(以下简称关):任老,你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
任仲夷(以下简称任):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
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声音很响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风学习时,听他在北方局党校作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1956年我出席“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960年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时,听过他作关于大跃进的报告。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听过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曾讲过对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搞错了的人,都要“一风吹”(一律平反)。这几次都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7年后,我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因职务和工作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几次直接接触,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
关:你与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什么时候,谈什么问题?
任:大概是1978年吧。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邦领导,《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看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我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关: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同志,你不担心会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
任: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拥护真理、捍卫真理,不能大声地讲出真理、宣传真理,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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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关山
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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