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任仲夷陪同邓小平在广州视察。

任仲夷

反对两个“凡是”获小平赞赏

关山（以下简称关）：任老，你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

任仲夷（以下简称任）：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

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声音很响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风学习时，听他在北方局党校作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1956年我出席“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960年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时，听过他作关于大跃进的报告。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听过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曾讲过对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搞错了的人，都要“一风吹”（一律平反）。这几次都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7年后，我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因职务和工作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几次直接接触，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

关：你与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什么时候，谈什么问题？

任：大概是1978年吧。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邦领导，《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看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我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关：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同志，你不担心会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

任：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拥护真理、捍卫真理，不能大声地讲出真理、宣传真理，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