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改变了中国，并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世界的人……———张维为（曾任邓小平的英文翻译）

会谈前的准备工作我是1983年8月末的一天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的。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我进翻译室工作两年之后的1985年8月2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二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这是穆加贝第五次访华，津巴布韦独立前来过两次，争取中国对反对罗得西亚白人少数人政权的支持。独立后，第一次访华是1980年访问北朝鲜时过境北京，第二次是1981年的正式访问。

邓小平问时任外交部长的吴学谦：“他和赵紫阳总理谈得怎么样?”吴说：“很好，但主要是谈双边关系和非洲形势，还有一些国际问题。”邓小平问：“我们给津巴布韦的援助用得怎么样？”

这个问题也展现了邓小平务实的一面，过去中国提供给非洲许多援助，往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少援助给腐败官员贪污了，最终效果欠佳。

邓小平显然关心非洲的发展道路问题。邓小平又问周觉：“白人离开了多少？”邓小平抓住了关键问题，这就是非洲在民族独立之后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处理好与白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吴学谦和周觉一一作了回答。这次来华访问之前，穆加贝刚在国内赢了7月举行的大选，竞选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增加朝一党制方向的政治突破。”

邓小平听完汇报，说了一句话：“看来他头脑有点发热。我就谈谈我们自己的教训吧。”邓小平又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大厅的另一端，显得凝重，邓小平在思考。这个形象至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因为是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老过（外交部翻译室主任过家鼎）提前一天给住在钓鱼台8号楼的我打来了电话，提了三点要求：第一，不要怯场；第二，要翻得准；第三，声音要响。我的心理素质还算可以，很少怯场，反倒是有一点儿微微的兴奋，毕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直接接触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凭自己两年来替其他领导人做翻译的经验，我知道这种临场感觉和状态是对的，这种感觉有利于口译的正常发挥。积极评价中国土改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0点差3分的时候，穆加贝一行抵达大会堂东门，时任外交部礼仪司副司长的吴明廉接到了客人抵达的电话，走到邓小平面前轻声地说：“客人来了。”邓小平把手中的烟在烟缸里压灭，站起身正要走，细心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发现邓小平的一缕头发滑了下来，赶上前，从自己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敏捷地拿出一把小梳子，替邓小平把头发往后梳了一下，再用手掌在邓小平的头顶上轻轻压了一下，把头发压住。邓小平笑了，说：“你心很细喔。”然后就走向福建厅门口，站在屏风旁等候穆加贝的到来。

邓小平和穆加贝亲切寒暄后，就把话题转到正题。邓小平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情况开始一直讲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现在回想起来，邓小平的这个谈话包含了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对今天了解邓小平的思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乃至判断今后中国的政治走向都有特殊的意义。对于准确地了解中津关系以及整个中非关系也有帮助。

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邓小平一口气用了三个“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讲话有一种气势，喜欢用排比句，三个“搞了”就体现出老人讲话的这种气势。当我翻译出“土改”一词，穆加贝微微点了一下头，也许这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众多追随者当年就是冲着他“分田分地”的口号，参加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

邓小平对中国的土改一直是积极评价的。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说过：“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