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赞扬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产物，但主持制定这一计划的是比较务实的周恩来和陈云这样的领导人。1950年代初，中国的落后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毛泽东曾做过一个准确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而“一五”计划无疑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所有五年计划中完成最好的一个，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苏联提供了相当的援助。可以说中国是从“一五”才开始了邓小平所说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并很快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整个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从1957年开始，中国有一点问题了”“从1957年开始，中国有一点问题了”。邓小平提高了一点声音对穆加贝说。后来我注意到邓小平在谈1949年以后的发展经验教训时，总是把好坏的这条分界线划在1957年。在邓小平看来，1957年之前，一切都相对比较顺利，此后，中国开始出现了大问题。这段历史，邓小平本人是最高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曾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作了一个颇有新意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专门提到了中共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需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

中共八大还确定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八大修改后的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个提法实际上是为毛泽东退居二线专门设计的，但从1957年开始的一系列发展，使中国这辆快速行驶的列车，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邓小平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邓小平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

“‘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小平坦率地说，这些事情“使我们受到了惩罚”。在大跃进最疯狂的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这最终对中国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邓小平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谈过自己的责任：“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60%%做的是好事，40%%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

但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头脑发热和毛泽东不完全一样，“文革”时一个批邓小平的材料透露过：邓小平在动员大家参加大跃进时这样说过，我们的女同志很快都可以抹口红，穿高跟鞋，打扮得漂漂亮亮。邓小平的“城市情怀”可见一斑。

邓小平接着对穆加贝说，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穆加贝听到这段话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感觉。邓小平则继续自己的叙述。穆加贝听得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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