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在“作为”方面的要求不高，故产生与此配合的轻徭薄赋政策，不提倡政府与民争利。问题在于，这样的“小政府”在遇到外患时便常显捉襟见肘之窘境。清季政府就陷入这样的处境：不作为则无能，欲作为则无财，而解决之道又处处威胁自身的统治正当性。最后不得不实行“禅让”，但易姓之外的问题并没有随着民国代清而解决，所以对政治人物的真正考验是在此后。但民国最初几年，各方气度眼光都不够远大，民间因之产生不满。梁济看到，实行不久的共和体制不仅未能改善社会风气，反而使之恶化，至“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若正义、真诚、良义、公道等“吾国固有之性、立国之根本”丧失，则国将不国。这就完全辜负了清廷因爱民而逊位之心。他只有以身作则，“以诚实之心对已往之国”，以唤起世人亦“以诚实之心对方来之国”。他的自杀既是殉清又不止是殉清，而是殉中国。

对不少中国人来说，1918年秋天是个可喜的季节，据那时进入开封二中读书的郭廷以回忆，“有几件事使我们学生很兴奋。首先是徐世昌当了总统，我们本来不知徐世昌是何许人也，但知道他是翰林，是文人，美国总统大多是文人，现在中国文人居然也可以做总统，当然是可喜的现象”。其次是“欧战告终，协约国胜利。中国也是协约国的一员，学生们又大为高兴，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再加上国内南北双方也各派代表准备和谈，“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

在很多人对1918年寄予希望之时，前清京官梁济却看出了大问题，他在这年11月10日以自杀警示国人。从后见之明看，梁济弃世的时机选择实在不佳，几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中国居然成了战胜国，举国皆感喜从天降，形成一次政府与民间互动的“普天同庆的祝贺”。直到次年5月初巴黎和会带来的绝望之前，几个月的一片乐观之声无形中删略了一些不那么如意的消息和言论。故梁济不仅未曾达到他的警世目的，甚至没能影响到多数人的愉快心情。

有一种说法，行为也是文本，而文本一旦脱离作者之母体，便获得独立的生命。这是文学家欣赏的理论，也更多适合于文学(如《红楼梦》就可以脱离作者来看，很长时间里读者不知谁是作者)。但史学就未必然，一件有意识的个人行为，尤其是那些非常规的行为，对行为主体本身的立意，不能不充分考虑，认真对待。

梁济的自杀也颇为人所道及，因为他明言自己“系殉清朝而死”，当时和稍后多数人大致都是由此认知其行为，而研究者却往往超越于此而立论。其实行为者的自述是不容回避的，否则无论褒贬都不啻将其视为“独立生命体”而随意解读。然而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死，梁济曾用了几年的时间相当仔细地计划和安排自己的弃世，特别希望世人按照他的设计来认识他的自杀，故确应更仔细地考察他本人想要表达的意思。欲知梁济为什么要殉清，或需简单回顾民国代清这一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