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谭十记》浓缩苦难与重生 马识途:子弹飞40年
2011年01月13日 14:43中国新闻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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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子弹飞了40年

马识途的《夜谭十记》,从1942年动笔,至1982年完稿,历经40年,三度被毁,三度重写。一部小说跌宕起伏的命运,浓缩了一个国家的苦难与重生

本刊记者/杨敏

成都市指挥街8号院,96岁高龄的作家马识途已在此居住数十年。这个临近闹市的老旧小区,是四川省人大老干部的宿舍,素来平和安宁。

自从姜文的影片《让子弹飞》上映之后,这里却突然热闹起来,出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

《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之《盗官记》。作为原著作者,马识途在首映式上对影片的四字评语“雄壮威武”被广为引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得多了容易被别人拿去作各种各样的解释,引起麻烦。等电影下映之后我再作评价。”

在小说《盗官记》中,马识途想要表达的原意是:中国农民为了生计被迫当土匪,开始是打家劫舍,后来伙同起来劫富济贫,再后来,他们意识到这些都不够,需要抢夺政权。“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没有纲领,也没有现代的进步的思想,他最多是想通过当官来出个气。”

马识途一直强调其“含泪的幽默”:“这是一个悲剧,是用喜剧形式来讲的一个悲剧。”

但他所不能预料的是,这部小说的命运之跌宕起伏,丝毫不亚于他笔下的这出悲喜剧。小说从1942年动笔,至1982年完稿,三度被毁,三度重写。“子弹”,在历史的天空中,飞了整整40年。

听国民党小科员讲“夜谭十记”

《让子弹飞》里的生活,马识途再熟悉不过。

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在四川刘湘时代,曾出任过三任县长,两任在洪雅县,一任在大邑县。洪雅地处川西边区,丛林茂密,山高路险,常为土匪出没之地。

四川匪祸之盛,为当时中国少有。有学者统计,1927年,四川土匪约有近10万之众。

马玉之深感匪祸害民,曾出奇招制匪,一举剿灭洪雅县最大的土匪帮,深得民众敬重。1937年,他调往大邑县赴任,万人送行。而小说中张牧之赴刑场途中,老百姓也是一路送行,称他作“张青天”。

在马识途出生的重庆忠县,确实发生过冒名顶替县长的事情。“县长来上任,过河时(踩踏板)踩虚了,淹死了。于是有人代他上任。”马识途笑说,“这事是我哥哥告诉我的,我很记得。”

《盗官记》中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银行票号参与买官卖官。这是马识途亲眼所见的。“山西的票号在成都很有势力,他们买来很多官府委任状,卖给想当官的人。成都一个公园里有一个鹤鸣茶馆,就在那儿讲价钱。”

小说里更多的人物和故事,则来自于马识途多年地下工作的积累。

1936年7月,马识途考入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但他的工业救国梦很快因抗日战争爆发而破灭。他在中央大学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南京学联小组,1938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上,他改原名“马千木”为“马识途”,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马识途在地下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变脸术”:“我有一顶罗宋帽,两种颜色,一面灰色一面黑色。有漂亮的金边眼镜,也有老学究的黑框眼镜。留胡子也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刮掉。”

有时候,还需改名换姓。一次深入匪窝时,马识途改作“陈”姓,因为土匪头子姓陈,便于称兄道弟。马识途说:“当时日本人在动员他,让他投降日本,组织上派我去,争取他抗日,不做汉奸。其实都是穷苦农民。后来我借为他办工厂的名义,用织布厂筹备主任的身份做掩护,在他们里面发展党组织,把他们的枪杆子弄到我们这边来。”

为摆脱特务跟踪,马识途需要不停地变换身份,当过流浪汉、小摊贩、大学教师、生意人……他还当过国民党县政府科员:“国民党搞军粮,我是军粮的督导员,去乡下收粮食,方便跟农民打交道,发展新生力量。”

正是在县政府当小科员之时,马识途听到了许多新鲜的故事。他后来在《夜谭十记》的后记中写道:“我还在小衙门和机关里结识过一些科员之类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像他们自己说的,既无福上酒楼大吃大喝,又无钱去赌场呼幺喝六……只好三五结伙,到人家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自寻其乐。我有幸被他们引为一流,在他们结成的冷板凳会上,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异事。”

后来的《夜谭十记》,就采用了一个冷衙门的十个科员轮流摆龙门阵的形式。

潜伏西南联大:写作的开始

若不是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马识途奉命潜伏,可能就不会有这部《夜谭十记》了。

1939年底,国民党制定了反共秘密文件《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马识途所在的湖北恩施,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由陈诚亲自坐镇。陈诚一口气在鄂西建立起8个特务组织。

对此,中共南方局确立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潜伏方针。

也是在这一年,马识途被任命为鄂西特委副书记,与鄂西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成员刘惠馨结婚。马识途欢喜得赋诗纪念:

我们结婚了

在一间阴湿的破屋里

桐油灯代替喜烛在辉映

我们找到了主婚的人

却不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而是我们生死相许的爱情

但是战乱时期的幸福总是格外短暂。1940年,由于特委秘书的变节,鄂西特委蒙受了巨大损失。“我的爱人和小孩都被捕。省委书记和我爱人牺牲,小孩儿被扔掉了,我找了20年才把她找到。”马识途重提这些,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刘惠馨牺牲时,怀里的婴儿才两个月。后来据特务招供,本来是要收养这小孩,将她培养成国民党特务来对付共产党,但后来还是放弃,怕孩子长大后成为一颗定时炸弹。

由于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时局异常凶险,马识途奉命前往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从一年级读起,一读4年。

这意外成为马识途写作的开始。

“当时才真正学了点东西。老师们对写文章要求很严格,那时候就开始练习写小说散文,等于是受了些科班训练。”马识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又因为长期搞地下工作,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物。这些人物在我心里都非常活跃,就这样慢慢开始写作。”

1942年,马识途开始创作《夜谭十记》。“《破城记》的前半部分《视察委员来了》是第一篇,《盗官记》那时已经写了一些了。”

但是写作只占了马识途很少的一部分时间,他把大量的精力用来发展地下党组织和进行统战工作。

重庆红岩村纪念馆,是中共南方局原址,曾展出一张毛泽东与四个美国大兵的合影。这四个美国大兵便是马识途介绍给中共南方局的。

“一次在书店偶然碰见这几个美国大兵,我懂英语,能和他们对话,就联合了当时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把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再通过他们介绍到美国。”

1945年秋,四个美国大兵取道重庆回国,在马识途和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他们在重庆红岩村与毛泽东见面合影。

谁能想到,这一场交往后来给双方都带来了厄运。这几个美国大兵在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受到迫害,马识途则在文革中被诬陷为“里通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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