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春游闲录

原标题：名士春游闲录

任美霖

张伯驹先生袭一身青色便服，带着春雨秋霜染过的风尘，透着骨子里的贵气，出现在长春这片土地上。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个仲秋时节。

晚年的他曾感慨道：“余昔因隋展子虔《游春图》，自号‘春游主人’，集展春词社。晚岁于役长春，更作《春游琐谈》《春游词》，乃知余一生半在春游中，何巧合耶！”张伯驹的自叹“何巧合耶！”与古往今来的诸多巧合一样，似谜一般微妙且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可惜，“一生半在春游中”的张伯驹“于役长春”的足迹、身影、风采与情怀以及诸多离奇和趣闻却鲜为人知，令人不无些许遗憾。

今年是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余特作闲录以示追怀纪念。

春游续梦

华夏之大，疆土之广，声名显赫的张伯驹怎么就来了长春！这个近六十年前的故事今人读来无不生出某种莫名的情愫。促成这个故事至少是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契合。这里既有吉林捷足先登的文化背景，也蕴含着张伯驹的诸多生命信息。

20世纪50年代，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提出要把吉林建成“文化高地”，建成“文化热码头”。时任吉林艺术高等专科学校（现吉林艺术学院）副校长的耿际兰委托史怡公赴北京来请潘素，潘素提出了她老伴张伯驹年纪大，无人照料不成。耿是个爽快人，答应后据此向省里汇报，吉林省委宣传部和吉林省文化局立即作出决定，潘素及张伯驹二人同请。

张伯驹一踏上这片土地便被淳厚善良的人们用特有的浓浓的情义包围起来。先是领导接站，接风宴请，安排住处，相关领导一次次去下榻处看望，一应事项周详细致，温情脉脉，继之便是安排工作，确定薪酬，摘掉右派帽子，任职等，诸项业务活动随即展开。张伯驹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尽管还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在吉林出现时，似一座奇峰耸立，很快就吸引了一些大家和社会名流伴其左右。

宋振庭和张伯驹的第一次照面，是他驱车接张潘夫妇参加耿际兰设在吉林艺专的接风洗尘便宴。一见面，宋振庭便紧紧握着张伯驹的手连连说：“一见如故！一见如故！”在这次宴会上，宋振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尤其强调二位皆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们的到来有如久旱逢甘霖般的及时。时人回忆，在京备受冷落的张伯驹显得十分高兴，但话语很少，还是潘素代表作了答谢辞。最初的工作意向是安排张伯驹在吉林艺专教授书法和艺术史。宋振庭则别有一番考量，他与时任省博物馆党支部书记、主持工作的副馆长王承礼商量，谓张伯驹有文物收藏的爱好，安排在省博物馆更能发挥作用。王欣然同意组织安排。张伯驹刚到省博时先任了副研究馆员；又过了几个月，即1962年3月，摘掉“右派”帽子后，吉林省委正式发文任命其为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馆长一职空缺）。

63岁的张伯驹，生命之船似乎寻觅到了一个恬适的港湾。在宋振庭提倡大力收购历代书画文物藏品并争取到了足够资金的背景下，张伯驹开始大施拳脚，从1962年至1964年，征集历代书画225件，吉林省博物馆书画收藏品类一举跻身国内馆藏前列，在国外也有一席之地，被公认为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征集的“黄金时代”，张伯驹功莫大焉。

随着吉林省博书画文物藏品剧增，张伯驹于1964年便主持筹备编辑《吉林省博物馆藏画集》。并将宋代杨婕妤《百花图》卷、南宋赵伯骕《白云仙峤图》卷、《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元代仇远的《自书诗》卷、明代薛素素的《墨兰图》轴等六十余件书法、名画和书籍等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他的慷慨，他的蚕丝吐尽、毫无保留，成就了吉林省博物馆“书画重镇”的地位。王承礼清晰地记得张伯驹那句平实而真挚的话语：“在吉林待一回，要给吉林留下东西。”

张伯驹留给吉林的东西远不止于此，1963年2月在长春召开的吉林省博物馆首届学术年会，张伯驹以会议组织者和专家的双重身份成为此次会议的绝对主角，他的两场学术讲座《群玉堂法帖考》和《从楝亭夜话谈曹家与纳兰容若的关系》颇受好评。与会的除了省博物馆的业务人员外，辽、吉、黑三省社科研究人员也与会。这次活动开了吉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先河，会议规格、规模空前。

春光未负

张伯驹在长春期间，三移宅居，一次比一次条件好些。张伯驹搬到哪里，宋振庭、高叶（时为吉林省文化局局长）、王承礼等人的脚步就跟随到哪里。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承礼对张伯驹的追怀平和、真诚。张伯驹“涉世不深，旧政治、新政治都不大懂”，“宋振庭对他照顾，我也比较照顾”，“我们经常参加他的艺事活动，为其‘站脚助威’”。王承礼还说，“我每年都会借书画搜集等事，有意安排他回京几次，回老家住住，会会老友，疏散一下心情。”

已过花甲之年的张伯驹谪居长春，难免有一种飘零之感，但其“玩”兴、童心、闲心丝毫不减。张伯驹很好玩，也很会玩，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尤其是填填词、唱几句老生，兴致更浓；他的稚气还表现在喜欢凑趣、好动、好乐上。据时任宋振庭秘书的刘景录讲，他人生第一次听《阳关三叠》是张伯驹唱的，一次文史所庆祝建所一周年的晚会，张伯驹和恽宝惠、向杰西、陈登元等老先生都被邀请去了，张伯驹唱了一段《阳关三叠》，很有韵味，很有余叔岩的味道。张伯驹不仅喜聚会，图热闹，同样喜欢悠闲氛围，一不留神，便自然进入一种别样的世界。他暂居吉林艺专南湖宿舍时，近在咫尺有一座宽阔美丽的南湖公园。那片富于生机与弹性的大地上水草树木丰盛。艺专学生常常会见到他在南湖公园漫步的身影。每每清爽的早晨，温煦的阳光泻在他那身黑色布衣布裤上，一双布鞋踏在弥漫着水汽的草地上，他略微弓腰，面色温和平静，时而停下来，弯下腰与正在吃草的小羊颔首点头，小羊抬起头凝视着他，他缓慢地摇着头，口中像是发出哼唱之音，唱什么，学生好奇，近前细听，噢！似是陶醉在西皮、二黄之韵里。在那种剧烈变化的革命年代，张伯驹依然过着一种古朴生活，一如既往地展现着他的闲适、散淡和雅化。

张伯驹北上长春是一种历史机缘与巧合，促成了他晚年生命的新一轮勃发，在长春这片土地上他留下了《春游琐谈》和《春游词》两部著作。

张伯驹为何要作《春游琐谈》？我沉潜于自序中的两语句，颇能读出些味道来。一句是“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另一句更是画龙点睛之笔：“此非惟为一时趣事，不亦多后人之闻知乎！”“闻知”何物？《春游琐谈》是一本笔记杂著、随笔散文。我将其内容概括为四类：历史文化见闻、书画名物赏析、民俗风物记述、古语古文考释等。

除《春游琐谈》外，张伯驹还有一部《春游词》。我们通过这两部著作，大致可窥张伯驹是如何远离中心、远离时局、远离文化主流，洒脱而诗意地生活着。

1962年，张伯驹先后两次去辑安，时值考古发掘高句丽古墓，一次是自己去辑安参观考察，第二次是以东道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的身份接待张聪玉、谢稚柳，并陪同去参观考察辑安高句丽古墓群（200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张伯驹写下《高阳台·辑安怀古》：

鸭绿西流，鸡儿南注，四维水复山环。形胜丸都，升平士女喧阗。刀兵一扫繁华梦，看金瓯、倏化云烟。但荒凉、万冢累累，残照斜川。如今换了人间事，听隔江笑语，共话丰年。到此渔郎，又疑误入桃源。当时应悔毌丘俭，甚功成、勒石燕然。算空赢、鸟尽弓藏，何处长眠！

《春游词》收词一百七十余首，为1961年至1965年所作，乙巳年结集时自序一则。小序引来诸多学者赞叹，不足二百字的小序，我读了数遍，初读只觉字字珠玑、口颊生香；再读，味道醇厚，意境娟美，偶有丝丝凄凉；数读，似进入禅经佛境之中，似远又近地感受着一种随缘自适的人生体验，一种异样的生命形态……

序曰，他得了展子虔的《游春图》，遂自号“春游主人”，又结“展春词社”，晚年于役长春，又写《春游琐谈》《春游词》，方晓得，自己大半生都在“春游”之中。在1898年早春出生的张伯驹，于1982年的早春离世，离世前于医院由他口授嘱人录下了一诗一词，成为绝世之作，最后一句为“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绝笔又落在“春”字上。张伯驹一生都未离开这个“春”字。春主生，喻生机勃发，春为喜色，春代仁厚。张伯驹这个人秉性如“春”，心性如“春”，深藏活力、进取勃发、充沛饱满；一生虽饱经忧患，历经沧桑，却依然有一种率真、乐观、笃厚豁达、超然通脱的性情。

序中又道，先他而来的词人有宋徽宗、吴汉槎、吴生还、宋未归，他自己是无可无不可。最后收笔为：“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无分尔我，何问主客，以是为词，随其自然而已。”张伯驹抵达的境界只能是读者自悟，已不赖言说。

春深梦短

张伯驹的好日子约略有四年光景，“文革”风暴不期而至，“批判”“打倒”浪潮瞬间席卷天下。张伯驹未能幸免，这一次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和打击。

1968年秋季至1969年春季，省文化系统举办了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张伯驹以“专政对象”入班学习劳动。说是接受专政，可张伯驹依然活得轻松且生出趣事种种。当时规定吸烟者需到门外，张伯驹本不吸烟，但会经常买香烟装在兜里，看见有人出外吸烟，他便借机跟出去也像模像样抽几口，实则活动一下。吸烟者没烟了，他会递过去。他特别希望出去放风，又不愿或从不喊“报告”，则常用胳膊肘碰一碰身边的段一平示意他喊，段一出去，他便跟出去闲聊。这年冬天，学习班破天荒地放了一天假，允许回家住一宿。潘素当时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学习班。张伯驹回到家里，空荡荡一个人，自己又从未做过饭，怎么办？实出无奈，只好自己煮粥，买了两根黄瓜当菜吃。水烧开了，米未淘洗倒进锅里，粥煮好了。回去后每人都要汇报回家情况。张汇报后，受到工军宣队当场表扬，谓张伯驹脱离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剥削阶级生活。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煮粥。

学习班结束后，1970年3月，张伯驹以学习尚好，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予以退职，并送往舒兰县朝阳公社插队落户。

这一年张伯驹72岁，潘素55岁，公社估摸两位老人若无人照料，在农村无法生活，便以他们不符合“四带”条件为由，不同意落户。北风凛冽，大雪漫天，张伯驹潘素夫妇在公社度过了难忘的一夜，第二天顶着呼啸的北风，迎着飞雪，潘素搀扶着张伯驹，蹒跚前行，乘火车离开了舒兰，离开了吉林。

风烛残年的张伯驹，离开吉林时无疑是一场凄凉、悲惨的结局，可转瞬之间，却出现了诗意般的景象。那时北京不让随便进去，张伯驹夫妇买不到进京车票，因此在天津下车，到了张牧石家。张牧石回忆说，早六时许，一阵叩门声，让刚刚起床的他有些意外，打开房门一看，更意外的是张老来了。“见面后，坐下就谈诗词、谈京剧，高兴极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张老才想起来，外面还有人呢，我说谁在那儿，出去一看，潘素在那站着，行李不多，在地上放着。”

离开长春不久，张伯驹倾吐了“回首春游梦一场”“且辞雪地与冰天”的感慨，且从容淡定地进入了“入泥可得藕为船，一身是梦也悠然”的境界。我尤其喜欢这后两句，其意与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千古名句一脉。走到路的尽头无路可走，并非挫折，也无所谓困顿，随遇而安，到处都有佳境。只有“天机清妙”之人，才能体会如此的乐趣，只有多历风霜雨雪，才有清清朗朗的彻悟。难怪一些名家发出高度共鸣，中国只有一个张伯驹，不能再产生第二个！

塞北吉林，是张伯驹晚年生命的一个驿站，温情沃土，曾为其历尽沧桑的人生提供过几许生命的庇护。他在这片土地上浇注了心血，释放了能量，也因此多了生命的体验，多了文学灵光；吉林更为此多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故事，多了一笔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多了几许令人陶醉的人文魅力。

张伯驹——中国最后一位名士的名字，必将深深嵌入北疆漫长的文化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