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上海》已下厂。本书通过旧照片等影像资料，再现了从清末到民国新旧文化交替下的上海，透过租界里的青楼文化和商场上的月份牌文化，勾勒出“海派”文化的特点与变迁，展现出文人笔下的“海上”的格局与气象。在此特选一篇，以作为试读。

光影

清末民初的日子，在守旧与变革中充满了不安与骚动。

地处东南一隅的上海，因面向西方通商而生出租界。这是一块近代中国城市文化的试验地，东方古国的土壤，植上舶来的西洋种子，初始有排斥碰撞，继而有接纳包容，后来有渗透融合，最终便生出了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文化之树。

这个过程中，有一群女性不能忽视。她们的职业很古老，她们的名声不敢恭维，她们的生活徘徊在放浪与贪婪、辛酸与光鲜之间。

这就是租界里的青楼名妓。

假如换个角度看她们呢？不是从社会道德伦理的角度，而是从近代城市文化的角度，也许就能在相同的历史光影中，见出不一样的风景。

手边有本极具启发性的书：《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作者是美国学者叶凯蒂。她的研究延续了安克强（ChristianHenriot）、贺萧（GailHershatter）、王德威（DavidDer-weiWang）等西方学者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对上海名妓进行了审视。这种研究最初是安克强的导师开始的，研究对象是巴黎名妓。从巴黎到上海，时间和地点的改变，给这种革命性的研究带来了空间和文化背景上的转换，增添了探究的厚度；不变的则是研究对象，对名妓在城市文化中的作用，其认识不断得以深化。

叶凯蒂的结论：“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风头最劲的上海名妓，在空间、仪式、功能和社会意义上冲破了为传统妓女所框定的圈子，重新界定了她们与客人之间的关系，为自己积聚能量。作为强大、自信、面向公众的女艺人，她们真可谓‘公众女性’。”

这段话有点长，有点学术，却不难懂。上海名妓在城市文化新视野里被定位为“面向公众的女艺人”和“公众女性”，书中从这个全新的视角出发，多方面论及她们对上海文化发展的作用。

自租界青楼诞生近半个世纪过去，上海地界上又走来另外一群女性。她们随着商品的流转，散布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普通人家历数日子时，会不经意在墙上看到她们；男人们吞云吐雾、酌饮啤酒时，会在袅袅烟雾和淡淡酒香中欣赏她们；家庭主妇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知所措时，也会想着她们的指点。一时间，伊人似乎无处不在。

她们不存在于现实中，而是在月份牌的广告画上，虽然生成于画家笔端，却与大上海的联系万缕千丝，借此维系着自己活泼泼的生命。

她们是月份牌女郎。

李婷在《广告摩登》一书中说道，月份牌女郎“在‘趋时务新’的约定俗成社会心态下，将生活时尚化，又将时尚生活化。……成为‘上海旧梦’的形象代言人”。

对于游走于生活与时尚间的“上海旧梦”代言人，可否也换个角度看她们，不单从商业广告的角度，还要从城市文化的角度。

青楼名妓与月份牌女郎如同两条溪水，从各自的源头流出，在城市文化这一点上交汇，成了上海这座城市早期的大众文化景观。

20世纪初叶的上海，礼教依然禁锢着多数大清子民，市面上能公开见到的女性图像，只有青楼名妓肖像和月份牌女子绘像——不是深藏在闺房或书斋里的私人小像，而是悬挂于酒肆茶楼，登载于报章杂志，刊印于广告画页的“公众女性”。她们或冷艳、或热烈地注视着上海滩上的人来人往，面对着黄浦江面的潮起潮落。

青楼小照和月份牌作为平面艺术的产物，属大众艺术一类，内容浅显，手法简单，似乎深究无益且无趣。

其实不然，它们的制作是颇费一番心思的。

拍照时，照中人和摄影师，都期望照片将来能吸引人，他们一起讨论，一起尝试，无论是妆容、衣饰、发型、表情、仪态，还是布景、道具，还有镜头角度、光线等，无不倾心尽力。

月份牌的绘制也是如此。画家主要考量的是构图、画面和人物对观赏者的吸引力，聪明地把商品置于从属地位。个中翘楚如画家郑曼陀“创造性地把照相擦笔水彩画和水彩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画中美女形象倍显光洁细腻而滋润”，更令人过目难忘。1940年代以后，“女性形象更为突出，也较少绘制背景和繁杂的花边了，最后连月份也省略了，成为纯粹审美消费的‘美女图’”。审美的视觉冲击力愈加直接强烈。

如果只是被青楼小照勾起猎奇心，或是被月份牌女郎的靓丽所吸引，那便不免有点浅薄，辜负了人家的用心。

1898年的花界指南《海上游戏图说》中收录了二十五封上海妓女的书信，取名《海上名花尺牍》。其中，有封名妓李巧仙给恩客的回信，信中说闻知索要自己的照片备感荣幸，接着写道：

索寄详照。妹处前印之十二张，均先后为人攘去，然承五哥挚爱垂念殷拳，必欲以薄命容颜为解释相思之感，因特赴兴昌铺中，雇工重印，较前照加长三寸，特行寄奉，恐有情相见之余，当深讶花落容光，为郎憔悴。

近代以来，上海就以重商闻名于世，月份牌自不必说，它就是为推销商品而存在的。青楼小照貌似男女传情的媒介，寄托相思的物件，却也是青楼倌人的名片，拉客回头的手段。美娇娘与商人合体，情场和生意场汇融，是青楼中的普遍现象。李巧仙虽在信中辞意缠绵，却不讳言多张照片被其他男人拿去，透出对生意的自得。信的末尾，她不忘设想重逢的情景，暗示与恩客再见的愿望，这里既有感情的因素，肯定也不乏金钱的动机，从中不难见出揽客技巧和经营头脑。

精明堪与李巧仙媲美的同仁，当时不在少数，以至于有学者造了“恋爱经济”这一专有名词，来概括沪上名妓们的此类活动。

月份牌审美表象下的商业内核也在实践中演变，从最初宣传具体的商品，到后来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推广，让人由对单个商品的消费冲动，发展为对优越生活方式的羡慕与追求，刺激人挣钱和花钱的欲望与频率。

可见，青楼小照和月份牌一样，都是在亮丽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商业的用心，散发出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商业文化气息。

身居同一城市的两类丽人，虽然各自当红的年代不同，生存的世界不一样（现实与虚拟），呈现的方式也迥异（摄影和绘画），但在她们的身姿容颜中，可以觅得相连的血脉，找到传承的关系。追溯二者的联系，对还原这座城市初始的文化发展脉络，无疑是有益的。

别小瞧这些图像，比之文字构成的皇皇巨著，确似一些微不足道的碎片，散落在时间的光影里。但“由于摄影能保存一件事或一个人的外貌，摄影术一直都和历史的概念相关连”。写实风格的绘画也具有类似的性质。所以，它们的保真程度很高，不会因人为好恶被任意取舍，也不会被变化的社会思潮轻易左右；同时，因为细节辨识度好，对历史面貌的还原就更真实，更具说服力。德国文化评论家克拉考尔（SiegfriedKracauer）说过，“城市是由许多片断的符号所组成的空间”。青楼小照和月份牌若单个存在，便是含有文化信息的片段；若将它们归拢聚合起来，以不同的年代和主题，置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框架内，在对图像进行解码的同时，遵循相应的逻辑加以“拼图”，就能从感性的细微处，观照出特定社会、历史的大空间来。因此，英国文化学者约翰·伯格在论奥古斯特·桑德（AugustSander）的摄影作品时说：

如今幸存的部分（照片），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卓越的研究社会、人类的史料文件。

很庆幸，上海也有青楼小照和月份牌这样感性的“史料文件”。

公共女性图像要具有“史料文件”的价值，须兼具下列特点：

首先是“公共性”，即以公众为对象，吸引或满足大多数人的欲望与需求。青楼小照虽是为特殊消费的小众准备的，但从观赏角度看，一样具有大众缘：对一般男性观者而言，可以满足对名妓的好奇心，得到近距离观赏“梦中情人”的机会；对于身处异地的男性观者，小照成了赴沪一游的诱惑之一。对女性观者来说，名妓的衣装、发型、首饰等，都是她们关注的对象，也是她们追随时尚潮流的依据。

月份牌的公共性，说来有点波折。最初百姓没有看广告的习惯，不为画中夷人女子所吸引，后来改用了本国女子形象，又加印了日历，使之有了实用功能，才得到市民青睐，日后广受欢迎。所以，市井昵称其“月份牌”而非“广告纸”，原因就在这里。

其次是“流通性”，即流水般不断出新，保持图像的新鲜感，所谓“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是也。

借石版画为佐证：1880—1890十年间，与摄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石版画十分流行，成为名妓倩影发布的又一平台。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即有新人推出，刊印成画，进入流通。有名有姓者，诸如：“金小宝”、“张书玉”、“王小宝”、“谢月香”、“林黛玉”、“马巧珠”、“谢缃云”、“胡宝玉”、“郑金花”、“胡绣林”等等，不胜枚举。一众美人交替现身，经年不绝，以香艳吸引大众视线，青楼文化的公共影响力因此而历久不衰。

月份牌作为广告画，在都市女性形象的创造上，根据不同的营销需求，“花卉女郎”“书卷女郎”“音乐女郎”“宠物女郎”等先后粉墨登场，以此引导时尚的流行。画面的构图、色彩、装饰手法和表现方式，亦迎合着世俗的审美变化，持久而不动声色地诱导着都市里的芸芸受众。

三是“互动性”，公共图像不仅要符合民众的需求，还要善于发现新的趋向，既“合胃口”，也“吊胃口”，在流通中与公众达成充分的互动，宛如两股水流不断激荡融合，方得长流水、水长流。

简言之，图像的公共性、流通性、互动性愈佳，同社会的勾连就愈繁复,与大众的交流就愈频密，其中的社会文化蕴蓄自然愈加丰厚，对后人探究历史的帮助也就愈大。

青楼小照如此，月份牌亦然。

闲话说多了，就此打住。

- 作者简介 -

禅修的蝉，本名周凡，金陵人氏。青年时喜好文学批评，80年代中后期，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同时还涉猎报告文学创作，有作品在文学期刊《青春》上发表。本书是其辍笔二十余年后，集理性思考和文学笔法于一体，对海派文化进行探究的尝试之作。

- 内容简介 -

本书通过旧照片等影像资料，再现了从清末到民国新旧文化交替下的上海，透过租界里的青楼文化和商场上的月份牌文化，勾勒出“海派”文化的特点与变迁，展现出文人笔下的“海上”的格局与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