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脱欧主义与特朗普主义并不是异数

柏克来自英国，是那个时代风云际会之思想与政治复杂互动的产物，在跨国或跨文化语境中加以消化，必然有不同的侧重与方向。综合来看，柏克之一生在政治上并不成功，在思想上亦不体系化，在单纯的政治家与哲学家名单里，他都很难居于榜首，但就其自身定位的“行动哲学家”而言，他堪称时代第一人。

博克教授与诺曼议员都将柏克一生归结为“五大政治战役”的伟大斗士，其政治故事与思想故事是两面合一、相互建构的，你可以说他的思想文本（常常是演讲词或宣传小册子）是政治实践的一部分，也可以说他的政治实践是思想过程的一部分。这“五场战役”没有确定的先后顺序与时间节点，而是交互贯穿于柏克主要的政治生涯，哪个议题凸显、急迫或有政治突破可能性时，他就即刻转移到哪个议题战场，像一匹沙场老马一样太过熟悉于政治战场的具体味道与风云变幻，又像一个高妙的棋手一样同时在人生格局上布下了五个棋盘。

柏克与其政治人生的五个棋盘

博克教授的思想传记亦追随柏克本身的实践历史而在五个战场之间辗转跳跃，合拍起伏。这“五场战役”分别是：

第一，英国宪法与议会改革，主旨在于限制王权扩张和滥用，推动政党政治规范化，同时避免议会改革的激进取向，维持英国宪法秩序的内在平衡与稳定；

第二，北美殖民地危机与革命，主旨在于维护帝国主权及北美殖民地自由，在价值冲突中优先为自由精神辩护；

第三，爱尔兰自治与宗教宽容问题，主旨在于推动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自由权利保护以及爱尔兰自治的制度进展，但反对爱尔兰的激进叛乱；

第四，印度治理改革与黑斯廷斯弹劾问题，主旨在于通过议会立法确保印度的正当治理以及通过弹劾黑斯廷斯对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暴政加以政治问责；

第五，法国大革命及英国宪法巩固问题，主旨在于批判和揭露法国大革命的反文明本质，阻却法国革命向英国的输出，巩固英国宪法的制度自信与自由秩序定位。

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1729/1/12－1797/7/9

一个思想家同时下着五盘棋，不是一般人。柏克作为大英帝国宪法秩序中的“行动哲学家”，以其面对革命挑战的政治与思想回应作为叙事主线，可以勾勒出其政治人生的“五大战役”之交叉叙事的五色斑斓。柏克对帝国利益的维护是恰当而有限的，限度在哪里呢？就在“英国式的自由”那里。注意是“英国式的自由”，而不是其他意义上的自由。革命前的北美殖民地主张和实践的就是一种英国式的自由，因而柏克认为不必强制征税并施加单方威权，而应当进行宪法“归化”，柏克甚至提议了作为归化方案的新联邦制模式，但未获采纳。即便是美国革命也符合英国式的自由，所以他并不排斥美国革命，但法国大革命意图摧毁英国式的自由，所以即便以启蒙价值观和自由革命的名义，本质是仍然是暴政与极权行为。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不仅预言到了革命后的秩序动荡，甚至也预言到了秩序重新稳定需要出现“军事强人”，拿破仑印证了他的先见之明。当然，由于柏克不是体系化哲学家，其具体的思想文本只是思想体系的显性部分，如果不精通当时段的英国史细节以及对柏克政治人生有细致把握，就很难理解其思想的博大精深与深谋远虑。

柏两种自由主义：

言词的自由主义与实践的自由主义

在我看来，借助柏克视角，我们可以恰当地区分两种自由主义：一种是言词的自由主义，侧重宣扬自由的普适价值，推重激进变革，其结果要么是不接地气、软弱无力的道德呼吁，要么演变为法国式的自由暴政，重返一种柏克极力反对的“征服精神”；一种是实践的自由主义，内心有自由的想象和理念，但更侧重语境化的具体政策议题，将自由精神落实于具体实践过程，通过合法抗争、理性辩论与共识化处理逐步积累自由的政治社会经验，这样可以一直保证自由主义的“自由精神”。很多国家的现代政治转型模仿了法国模式，大都经历了诸多困境，走了不少弯路，导致世界历史的主导权最终落于英美之手，欧陆则是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重建而非常艰难地重新进入了世界主流国家体系。

在博克教授的书中，柏克对“征服权利”并不排斥，因为：一方面，现代英国就是诺曼人征服的结果，潘恩曾以此为据批判英国没有“宪法”，也没有“自由”；另一方面，英国获取殖民地的方式显然也是“征服”，如果“征服”不正当，则后续一切安排皆不合法。柏克是承认既定政治秩序之历史正当性的，不在起源方式上太过计较，而是看相应的社会是否逐步具备了“自由精神”和自由制度，只要有自由，起源上的某些历史污点可以漂白。但即便是具备“自由精神”的社会也可能出现向“征服精神”的倒退，典型有二：其一是英国殖民帝国扩张中对殖民地的征服与压迫，即征服之后未能赋予自由；其二是法国大革命对内摧毁财产权、宗教权和惯例权，对外输出革命，强制进行秩序变迁，构建法兰西大帝国，表现出野蛮化的“征服精神”。

△《英国人的权力伸张，法国人的野心破灭》，反法宣传画

英国的“自由精神”以代际智慧、普通法和代议制来维护，这是柏克保守主义的历史基础和信心来源。而法国的“自由精神”是变质与异化的，依靠革命专政与革命输出来加以维护，从而是一种欧陆古老之“征服精神”的变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实质上支持法国大革命模式，因为卢梭断言：强制不构成权利的基础，只有起源上的社会契约过程亦即同意过程才构成正当统治。这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挑战：诸多历史上形成的政治秩序，在可追溯的起源上很难或基本不可能符合社会契约论的要求，那么是否都是不正当的统治而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加以推翻呢？严格执行卢梭的理论路线，是需要的，而潘恩在《人的权利》中对英国宪法的贬损正是基于同一逻辑。

欧陆自由主义有激进主义的传统，要求一种历史起源上的合法性与纯洁性，有“源头洁癖”，所以很容易倾向于彻底革命，因为革命是一种人民出场的集体行为，是一种可观察、可实证的社会契约过程，是自由逻辑最完美、最生动的展现。然而社会不是思想实验室，也不是政治医生的手术台，而是具有文明内涵与规则存量的主体，是政治制度的基础与前提。在思想实验或比较观察中验证过的自由原则，必须经过与所在国社会秩序的深层对话与实践转化才能扎根生长。  

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

（英）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

1945-1946年任英国工党主席

1926-1950年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应该指出，保守主义并不是文化决定论，它更看重历史，而在历史框架中，文化只是一个因素，除此之外还有社会、宗教、文化交流变迁、政治决断等诸多因素。柏克有言，历史是“审慎的导师”。我们需要聆听历史的智慧之声，而不仅仅是在文化的单调叙事中沉沦。即便是基督教文化，还有新教改革的变异，这是历史实践与社会进步使然。文化与政治之间应当是相互适应与相互建构的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如果是文化单向决定政治，类似于政教合一。如果是政治单向决定文化，类似于政治专制。柏克的保守主义教诲我们：在文化与政治之间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与作用中介，自由的社会实践就是这个中介。 

柏克当然不是泥古主义者，不是真正反动的保守主义者，而是非常重视文化与政治之间的作用中介，他的目光始终是流变与向前的，他在议会辩论与议题动员造势中总是以改革派自居。他反对激进革命，但并不反对改革，而是以一种保守改良主义的程序对待改革，即改革必须建立在政治上的审慎美德与审议理性基础之上，必须经由和传统与秩序的深切合理的宪制对话才可逐步推行。不敬畏传统与秩序的任何改革难免落入法国式自由主义的窠臼之中，最终倒退入欧洲历史上的“征服精神”范畴。 

柏克有非常好的历史感，从而也就有非常好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改革的方向感。同样钟情于英国政治改革的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曾有对柏克这种微妙而精妙之改革哲学的由衷赞叹：“他为他那一代的政治哲学带来了一种方向感，一种合目的的崇高力量，以及关于政治复杂性的完备知识，而其他政治家并不曾拥有这些。他的洞察力光芒刺入了政治复杂性的隐秘深处，很少有人堪与比肩......他写下了不朽篇章，永久地成为关于政治家技艺的最高分析。”这是很高的评价。

现代世界语境中的柏克思想启迪

柏克之于当今世界的意义，从世界范围来看，柏克也仍然具有其重要性。耶鲁法学院有个女教授蔡美儿有本畅销书《起火的世界》，讲述的是美国自由民主秩序输出造成中东等地国家的秩序动荡问题。事实上现在纠缠欧洲的“难民危机”也与此有关。在我看来，民主输出从理念上看肯定是自由主义的，但这种输出方式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模式，内含一种不加节制的社会实验激进主义和征服精神，所以造成了类似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动荡，但法国毕竟有着西方文明的传统基础及大的民主文化氛围，因此可以逐步从震荡中走出来，但中东国家一旦成为失序的“失败国家”就很难走出来了，其秩序重建之路充满艰难，是否一定坚持“自由精神”的方向更难保证。“伊斯兰国”现象就是例证。“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对此有所反思，改写“政治秩序论”，在更宏大范围内比较分析政治秩序的起源历史与条件，有些保守化的苗头。历史不因理念而简单终结，相反是理念因历史实践与复杂性而不断调适。多看柏克的保守主义，对此是可以有更多、更深之领悟的。  

△《法国入侵后的恐怖》，英国画家吉尔雷的政治讽刺画，描绘了伦敦被法军攻占后的景象

其实起火的何止是中东地区，甚至包括了作为秩序原型地的英美，比如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当选。这两大事件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学术界通常标识为“逆全球化”。英美是全球化领导者，它们不可能反全球化，但确实发生了无法承受传统全球化负担与代价的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节制地接受难民及移民。这两个事件都有英美保守主义回潮的背景，但吊诡的是英国以激进的公投方式追求脱欧的保守政治目标，而作为种族“熔炉”的美国则选上了特朗普来执行移民禁令。保守主义使英美世界的政治边界再次凸显，公民资格的正当程序让位于实体性的道德标准，这种调整是符合民主政治的利益原理的，也符合保守主义的文化社会保护性逻辑。

美国大选时我就在美国，对选举过程及美国民情有近距离观察，我认为，脱欧主义与特朗普主义不是英美政治的异数，而是其保守政治传统的合理结果。不过，公投文化进入英国宪法政治，还确实是英国保守政治传统的某种变异，甚至苏格兰问题也要用公投解决，这可能造成英国的国家解体危机，同时也是英国精英政治与责任伦理的危机。

英美社会不再是平等多元主义的大“熔炉”，事实上许多异教移民根本不可能在“熔炉”中熔化，反而成为社会福利的挤占者、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以及文化政治秩序的敌人。英美社会由此产生自我保护的政治意识，通过公投或选举行为支持一种对移民的更高审查标准，这或许与人权及多元主义价值有冲突，但肯定符合民主政治的一般逻辑以及保守主义的基本原理。长期以来，本来属于严格宪法问题的归化法被降格为行政法问题，这是一种法律归类上的误置。我觉得正因为英美存在保守主义传统，所以这样的社会自我保护措施才能重新宪法化。相比欧陆尤其是德国，反而丧失了这样的保守之维，继续在人道人权的多元主义政治正确下承受“难民危机”之苦。欧盟不敢在移民政策上做出合理政治决断的背后，是一种德国基本法式的“基本权利”教义局限，这在本质上继承了某种“启蒙自由主义”的逻辑。或许这就是柏克的真正教诲所在，也是一种中道的保守宪制思想之精髓。

作者：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