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侯宝林活到今天,也不敢这么编
2017年11月29日 21:03:01
来源:谈资
原标题:就算侯宝林活到今天,也不敢这么编 1 侯宝林开始学说相声的时候,这一行的地位还赶不上妓女——
原标题:就算侯宝林活到今天,也不敢这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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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开始学说相声的时候,这一行的地位还赶不上妓女——当然如今人人最鄙视的根本不是低端的妓女。
1917年11月29日,侯宝林出生在一个他自己都说不准的地方。四岁时,养母的二哥张金斌从天津坐火车把他带到北京,在当厨师的养父侯连达家中住下,从此改姓侯。侯家属于城市贫民,侯宝林从小就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还曾过了一年多沿街乞讨的日子。
12岁时开始学艺,学的是京剧。后来偶然发现讲相声比唱戏来钱更多,于是就开始学讲相声。1938年,侯宝林正式拜在相声艺人朱阔泉门下。
当时的相声艺人地位低下,是下九流中的下九流。说相声的去唱堂会得了些赏钱,不是去买大烟就是去逛窑子——但在妓院里风流快活可以,不能让妓女知道自己是说相声的,否则要被妓女瞧不起。如果是熟客,被妓女识破身份,那见了面就必须恭恭敬敬低声下气地叫一声“姐姐”。
而侯宝林刚开始说相声的时候,常去的演出地点也是妓院。他后来回忆,那简直跟要饭的一样。“一进门,先得跟妓院伙计客客气气,说声辛苦您,听段相声吧?然后就挨着门去陪笑脸,‘二爷您听段相声吧,听了准乐,才一角钱。’说完不管对方答应不答应,张嘴就说。有的听完了,给一角钱;有的不耐烦,就说去去去别跟这儿他妈的瞎捣乱。”
当时相声这一行里的顶尖人物如“万人迷”李德钖,演一次堂会就有几百现大洋,但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大多数相声演员都只能靠茶馆和妓院,观众不爱听了就只能沦落成跟乞丐一样。而当时的相声艺人大多是文盲,反反复复就几个师父传下来的段子,观众很快就不待见。那怎么办?为了活下去,只有往下三路看齐。
屎尿屁和男女之事的三俗段子,在底层听众中拥有惊人的需求量。相声演员不会说几口荤的,根本没人理你。但天天走下三路观众也会审美疲劳,于是又产生了一种更直接的表演形式,“我是你爸爸”。捧哏和逗哏说来说去,都竭力要让对方当自己的儿子,而这样的桥段,至今在郭德纲调侃于谦时仍然时时可见。
这样的相声,如何能登大雅之堂?连相声院子都有自己不成文的潜规则:妇女儿童谢绝入场。要是有妇女不懂,带着小孩来听相声,把门的十有八九会说:
“太太,您来这儿干嘛?我们这园子是说相声的,不说人话。”
侯宝林也学过脏活臭活,也说过不堪入耳的相声,但他的成就来自于他没有随波逐流。
2
侯宝林跟一般的相声艺人不同。他脑筋灵活,善于寻找和制造新的笑料;另外他是学京剧出身,嗓音条件比一般人好,“唱”是他相声的一大特点。在既是相声听众更是戏迷的广泛受众中,这一点颇受认同。这让他的相声,比一般的更容易受欢迎。
1940年,侯宝林从北京到天津,正式在剧场和电台演出。在天津,他混出了好名声,人们都说侯宝林的相声文明,脏话和荤段子很少。1944年,他的相声取代了京韵大鼓成为剧场演出的“攒底”,也就是最后一个节目,而且酬金也拿到了京韵大鼓的同等地位。这在曲艺界是史无前例的。
1949年夏天时,侯宝林已经回到了北京。一天晚上,北京市文委把他送到了东交民巷的一个大宅院里,在那里他第一次为最高领导说相声。这段经历,也为他的后半生奠定了基调。
新社会需要新的相声。1949年底,侯宝林配合《婚姻法》的宣传,写了一段《婚姻与迷信》的相声。相声开始从一种市井玩意儿,转变为一种可用于宣传的工具。
但相声的转型之路没有那么容易。相声演员去山东某地演出,下面的人喝倒彩:“俺们不听开会作报告!俺们要听戏!”还有曲艺工作者下工厂慰问工人,但两位相声演员虽然竭力要表现出满腔热情,奈何没有新内容新段子,结果“我是你老子你是我儿子”的套路又重新拿了出来,让台下的工人很反感,当时就把两个演员轰下了台。
这场风波引起了当时文艺界高层的相当关注,最后有观点认为:“相声是以讽刺为主的艺术形式,讽刺是相声的灵魂。现在是新社会了,你要讽刺,讽刺谁呢?”进而得出相关结论:相声不适合新社会文艺发展的需要。一时间相声岌岌可危,许多相声艺人眼看就要饿肚子。
为挽救相声于危难之中,以孙玉奎、侯宝林、罗荣寿等11人为发起人,在1950年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旨在让相声继续在新社会发扬壮大。但由于他们大多没有文化,急需外力的帮助。
他们找到了老舍,老舍此时刚从美国回来,慨然应允为他们改编新相声。经过老舍润色的新相声,在演出时经过了文化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认可,然后才收回了当初的决定,允许相声继续演出。不仅如此,老舍还介绍了吴晓铃和罗常培两位对曲艺有研究的学者给改进小组。也因此,侯宝林视老舍为存亡继绝的大恩人,每年必去拜年,且必行跪地三叩首的大礼。
3
相声在被改造过程中,确实清除了不少糟粕,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现挂”的消失。
“现挂”就是相声中脱离固定套路的即兴表演,它需要的不是相声艺人的记忆力,而是天赋悟性、对突发事件机敏沉着的应变能力和对观众情绪的把控。二战结束后,北京有一阵满街美国大兵,学习英语也成为当时的热潮。侯宝林把这创作进了相声里:
郭启儒:您最近忙什么呢?
侯宝林: 学说外国话。
郭启儒:那您学的是哪国话啊?
侯宝林:那可多了,什么美国话、英国话、意大利话、法国话……
正在此时,台下第一排观众听得不耐烦了,顺口骂了一声:“操!”当时的相声场地都不大,这或许只是他的口头禅,但也足以让全场都听到。演员既不能装作没听见,也不能去“接骂”,但此时侯宝林冷静地说:
“您看,这就是有人说法国话呢。”顿时观众席里笑声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不但将一场不大不小的尴尬化于无形,还借势推动了观众的情绪。
但到了50年代,“现挂”虽然未被明令禁止,实际上是被取缔了。因为侯宝林所在的中央广播说唱团是国家的宣传机构,演出的内容必须同当时的政策口径一致,不允许自我发挥导致可能的走样。到后来,直播完全被录播取代,相声演员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审查才能通过。在侯宝林后期的表演中,再也没有“现挂”的位置。
侯宝林创作了不少紧跟时代的相声,比如《狗腿子李承晚》、《撕下胡风的画皮》、《送给右派先生们》、《非洲独立进行曲》,但他至今被普遍提及的代表作,基本都是他以前的一些作品,如《关公战秦琼》、《歪批三国》等等。
侯宝林在历次运动中,所受的冲击并不大。1976年后他重新走上舞台,三年后他在演出时把“和平的平”误说成“和平的和”,觉得自己头脑反应速度已经跟不上舌头,于是从此退下舞台,专事相声理论研究。
到1993年侯宝林去世之前,他有过许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让相声在曲艺演出中获得“攒底”地位的演员;是相声改进小组里最早提出新相声往何处去的人;是在最高层面前表演次数最多的演员;是第一个被北大聘为中文系兼职教授的演员;也是被选入第五届人大主席团的相声界第一次第一人。他在曲艺界的地位,堪比京剧界的梅兰芳。
侯宝林的弟子马季,在侯宝林之后借春晚之势红遍全国;而马季的一众弟子姜昆、刘伟、冯巩、笑林、黄宏……更是在之后的几年中,让相声成为了春晚最受欢迎的节目。近年来红遍全国的郭德纲,也是侯耀文的弟子。
在极端讲究论资排辈的相声界,说侯宝林一支在近几十年来处于压倒性优势地位,恐怕也不为过。
4
相声从下里巴人到登大雅之堂,从全国人民喜闻乐见到被小品取而代之,其间的兴衰沉浮,相声界冷暖自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声一直只受下层民众喜闻乐见。然而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相声的精髓在于讽刺,黄段子和损人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套路。相声的道统,其实是以现实讽喻现世、以滑稽抨击时弊。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堪称相声的最后一个高峰,许多相声都是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马季的《宇宙牌香烟》讽刺当时社会上厂商以次充好、虚假广告、恶意营销;姜昆唐杰忠的《着急》讽刺入托难、会议冗长、生活憋屈;牛群冯巩的《小偷公司》讽刺体制内的编制臃肿、人浮于事、权责不清:公司只有两个小偷是真小偷,剩下的100多人都是领导干部。
给姜昆和冯巩们写相声的,是北大中文系的才子梁左,后来家喻户晓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编剧。相声里的包袱,几乎都是从写实的大白话中散发出来,无须修饰。观众们所处的时代本身,便已是相声灵感的来源。说者有意,听者有心。
随着时代演进,相声当然有自己的去处。现在的相声,几乎只剩下郭德纲式。如今侯宝林诞辰一百周年,他的一百年也是相声洗澡的一百年。今天的魔幻现实主义,让好多现实中的事情,竟然越来越像相声了。但就算侯宝林活到今天,就算只是说相声,也不敢这么编———他不敢侮辱群众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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